一代人只能做属于他那一代的事。

我是江苏常州人，生于中国抗战危难的1941年。脑海中留有日本兵在太阳旗下持枪站在老家中山门城门口的最初印象。父亲带我和胞姐到南大街观看抗战胜利大游行铁定是记住了，因为那一天姐姐被人群冲散而丢失。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8岁，念三年级，已经懂事。20世纪50年代的“镇反”、“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反右派”、“大跃进”，我都有感受，有些是通过家庭和社会关系的影响间接感受，有些是我直接参与而不能忘怀。幸好在政治运动频发的那个时代，我念书的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质量较好，打下了后来有用的一点基础。1959年进北大赶上“困难时期”，大学毕业时“困难时期”刚完，风华正茂，盼望着支援边疆、建设祖国。很遗憾毕业留校刚刚备课《世界地理》，没有来得及上讲台，就赶上一年农村“四清”和十年“文革”。与很多人相比，我还算幸运地接受了完整的大学本科教育。特别要“感谢”史无前例的“文革”，在让国家和百姓遭难的漫长岁月里，促使我树立了独立思考的精神。“文革”后期在“复课闹革命”中开始接触一点业务，1978年以后才真正安顿下来，一心一意从事自己的专业，直至2006年六十五岁时退休。我的成长与新中国成立六十年完全重叠，有幸见证祖国改革开放、由弱变强的伟大历程。

可以说，我属于五星红旗下见识过诸多曲折的有文化、有理想、爱祖国的“四零后”一代。充分了解国情、有独立人格精神是我从事中国城市研究的优势；但历史让我错过了深造的机会，成为后来发展的“短板”。

我能做哪些事？我与地理有缘。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喜欢地理课，初中就订阅《地理知识》，给老师画地理教学挂图，高中开始梦想当地理学家，大学如愿读北大经济地理专业，毕业后又在母校从教。受上世纪七十年代参与北京、邯郸、承德、芜湖等城市规划的启示，1978年开始进入城市地理学这个在中国几乎空白的领域。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至新中国成立，城市地理在我国只有不多几篇论文，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一直没有出现在大学讲堂。1949年以后，它更是政治批判的对象。受当时我国城市地理学的“本底”环境决定，我的探索首先从学习西方成果和探讨中国问题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