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点有用的事儿，写点无用的诗歌 原创： 樊子  最后的诗篇  2017-10-11 做点有用的事儿，写点无用的诗歌 （关于《大象诗志》，为某刊之约写篇小文）   樊子     前几年广东一家省级杂志曾以10个页码推介大象诗社，其中在介绍性文章有这么一段：“诗歌自身的任何信息的传递离不开普遍的、社会的、环境的约束与规范，但优秀的诗歌总是以历史方式出现，有着时间、词语、意义和内容上的连续性和补充性，应该突出一点，任何有作为的诗人的角色不是单向为应和接受体的感受能所妥协的，诗歌在其某些功能上有与社会的、道德的、秩序上的和解功能，更多的是有着不可调和品质。而这种不可调和的品质不是与社会、道德、秩序等规范相抵牾，从诗歌层面说，这种不可调和的品质是诗人保持个性与独立创作的前提条件，亦即是说，诗人如何发现和挖掘真正诗歌意义上的真善美。基于此，2007年2月，由诗人阿翔、樊子发起成立的大象诗社，就是想在众人喧嚣的时代，让沉默的少数以诗歌的方式发声……”是的，就在2007年4月初，民间刊物《大象诗志》创刊，在创刊号中我和阿翔一致认为：《大象诗志》的意义究竟何在呢？它精美，但很飘渺，看的人不多，即使它比正式的诗歌刊物的质量还齐整，又有什么用呢？也许诗歌是无用的。无用，它才好，它才让人陶醉。它才不会被污染。   “无用”就是大象诗社的诗歌主张，正如阿翔在《大象诗志》卷二卷首语所说的在诗歌写作中，一定要泥沙俱下，不惜败笔，甚至追求一种败笔的效果。在派别林立的诗坛要办一本颇具水准和特色的民间诗刊委实很难，这客观地要求发起人必须要有文本作为支撑，虽有文无第一之说，但文本的优劣还是有一个可辨度的，基于阿翔在诗歌界的实力与影响力，《大象诗志》从创刊号到卷四由阿翔担任主编，阿翔主持大象期间，是大象诗社人气最旺也是办刊资金最为艰难的时期。出一期《大象诗志》从设计、印刷到邮寄，每本的成本费在18元左右，《大象诗志》每期印数在1000册（卷四印数为300册），办刊的经费压力的确是很大的。2008年5月，阿翔在深圳做酒店设计的老乡答应阿翔帮忙解决《大象诗志》卷四的印刷费问题，阿翔带上青年诗人李双鱼去和他老乡见面，在饭店吃饭时，那个老乡酒喝高了不知什么原因和酒店老板发生争执打了起来，阿翔和李双鱼在劝架中无辜挨了几个乱拳。赞助没有拉成，还被无端挨了几拳，这件事对我刺激挺大。其实，诗歌民刊最大的瓶颈就是经费问题，读过鲁迅《呐喊》的人都清楚鲁迅在自序中说的：“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鲁迅们的《新生》夭折的主要原因是“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我们可以轻松看出，在鲁迅老爷子那，办本民刊要首先具备几个“同志”，而且还有潜规则，要有“必须的几个人”，最终要靠“功名全伏邓通成”。从阿翔和李双鱼挨拳“事件”中我吸取了教训，2009年8月我在深圳开了一家商贸公司做起了生意，从《大象诗志》卷五开始自掏腰包办刊，对于困难诗人实行力所能及的帮助，对于来深圳的大象诗友免费提供食宿，凡是索要《大象诗志》的读者只要留给地址马上免费快递，大象诗社核心成员不亦还创办了大象诗社基金会，50万的基金会为《大象诗志》和大象诗社系列活动提供了坚定的物质支持。   大象诗社秉承“民间、新鲜、自由”的办刊社理念。所谓的“民间”是指向诗歌创作上的包容性，即不同地域、背景和年龄的诗人在诗歌呈现个性的同时要保持诗歌构建上的自然性和原生态性（藏而不密，深而不蔽）；所谓的“新鲜”是指诗歌创作上的独立性，大象同仁认为真正的诗歌写作都存在可能只是其自身在向消解了共同语境关系后的个体语态意识的转型，这种转型是造就独立性诗人的可能；所谓的“自由”是指诗歌创作上的气度性，一个诗人的个性所涵纳的气质、精神、志趣和审美必须是时刻处于多向度交错状态，其诗歌作品才可能具有高度、厚度和宽度，诗歌的自由从本质上讲是诗人灵魂的坦荡与无遮蔽性。我在《大象诗志》卷八（2013年）卷首语中说：“不搞码头，不设标杆，更不参与诗歌江湖的纷争。”因此，有了这种约定，大象诗社阿翔阶段是大象培养诗歌力量的关键时期，离离、朱巧玲、陈巨飞、一度、李双鱼、严正、孙苜蓿等当下青年诗人的发展，大象诗社这个平台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   从2009年开始，大象诗社以深圳区域诗人为主重新集结，当时我和阿翔已在深圳工作和生活，两人认为从1986年的《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之后，深圳不缺少诗人（深圳写诗者过万人）但缺少有文本的诗人，我们认为深圳诗歌缺少夷犹、幻想之天才；缺少郁勃之气势，稍有郁积之势而过度使力勃发者众；缺少对真善的理解，“打工诗人”写打工之苦之困流于皮肤之痛，以及歌功颂德，入虚忘真；先锋性之先锋，多是自我性格之膨胀和病态心理之呈现……阿翔也认为深圳一定要有恪守文本的诗人，这种看似繁荣的诗歌局面如果不加入民间力量的发声，深圳诗歌会在很长时间里被贴上“打工诗人”的标签。继阿翔之后，李双鱼和不亦着手主编了“深圳诗人十二家”、“深圳女诗人选集”、 “深圳诗歌档案”，通过这三卷的文本呈现，让外界更全面地了解深圳真正为诗者的层次和品质。   大象诗社经过阿翔、李双鱼和不亦三任主编的付出与贡献，已经成为当下汉语诗歌界的不可小觑的诗歌社团，《诗歌月刊》《诗选刊》《诗林》《黄河文学》《中国诗歌》《作品》《红豆》《滇池》等文学期刊及十余种年度选本多次推介和选发《大象诗志》作品。大象诗社独立举办过大象诗社——黄山诗会（2007年）、大象诗社周年庆——羊城诗会（2008年）、大象诗社——深圳诗会（2009年）、大象诗社—深港诗会（2010年）、大象诗社—深莞诗会（2011年）、大象诗社—平沙岛诗会（2013）、大象诗社—平峦山诗会（2014）、大象诗社—新春诗会（2015）等，分别邀请了谢冕、吴思敬、李小雨、梁平、西川、徐敬亚、梁小斌、李秀珊、杨克、潘洗尘、龚学敏、余怒、霍俊明、蓝野、张德明、李寂荡、谷禾、树才等累计600多诗人、评论家参加过大象诗社主办的系列诗歌活动和诗歌聚会。张清华、周瓒和张德明等评论家均撰文介绍过大象诗社情况，王蒙、邱华栋和霍俊明等主编的十余种年度诗歌选本多次选载《大象诗志》刊发的作品，其中，2007年4月创刊号首发的津渡的《咸鱼铺子》时隔九年荣获“2016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诗”；2007年《大象诗志》卷二在汉语诗歌民刊中第一次以68个页码刊发于坚、沈奇、陈超、陈仲义、徐敬亚、唐晓渡、谢有顺等关于诗人余怒的诗歌评析文章；2008年《大象诗志》卷三首发诗人陈先发的《黑池坝笔记》（第一辑·节选）；2012年，《大象诗志》卷七首发朱巧玲的《采采卷耳》被2012年浙江高考语文IB卷作为30分试题……以上的介绍在彰显大象诗社“有用”的方面，似乎脱离了大象诗社初创时期的初心，其实不然，“无用”并不是说就不要有所作为，我认为诗歌为“道”，道中多歧路，就像海德格尔的花岗岩一样，坚硬、沉重、有长度、硕大、不规则、粗糙、有色、部分黯淡、部分光亮。我在这个诗歌“道”上会继续行走下去，创办大象诗社十年了，无造庐结社之举，乃有少长咸集之义，期有从容之诗者，诚如“大象”之稀声之无形，一起来做点有用的事儿，写点无用的诗歌。                        2017年10月7日于深圳 微信扫一扫 关注该公众号 更多内容vip可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