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次疫情,我们还有足够的医生吗

下次疫情,我们还有足够的医生吗?
医学论坛网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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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微信公众号视知(shizhimedia),转载已获授权 作者视知TV



疫情进行到现在,伟大的医务人员们收获了最多的赞美。他们是挺身而出的凡人英雄,从SARS到新冠肺炎,医护人员在用血肉之躯拯救我们。但是,下次疫情来袭,我们还能有足够的白衣天使吗?

 





我们已经太多次被医护人员感动,但只有看数据,才能真实了解到,

 

医护人员直面的危险超乎想象

 

中国疾控中心的报告说,截至2月24日,共有3387名医务人员感染新冠病毒,其中2050名确诊,而截至3月6日有13名医务人员殉职。







那么,医护人员感染率有多高?



由于目前数据滞后,我们取2月11日湖北省1502名医护人员确诊计算——请注意这个数字可能不包括暂时无症状的感染者和疑似病例,湖北的医护感染率,是湖北普通人的8倍。

 



医务人员病例发病统计 图表来源:中华流行病学微平台

 

是什么造成这么高的感染率?

 

新冠病毒主要通过飞沫、接触传播。医院是确诊患者的聚集地,医护人员接触到病毒的概率肯定更高。但还有一种更险恶的情况,就是气溶胶。







气溶胶传播需要密闭空间和高浓度病毒,在日常环境中,普通人几乎没有被气溶胶感染的风险。



而医务人员的环境,完美符合气溶胶传播的条件:







在免疫反应和炎症因子刺激下,大量的免疫细胞和组织液聚集在患者肺部。这些果冻状的分泌物,会导致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简单理解,就是一次缓慢而绝望的窒息。



为了帮助病人呼吸,医护人员要通过吸痰将分泌物吸出,此时病人会咳出高浓度气溶胶。



如果患者病情加剧,无创呼吸机无法起效,还要通过插管来通入高纯度氧气。此时肺泡内形成的病毒气溶胶也会通过管道不断喷出,充满整个病室。







此外,心肺复苏、支气管镜检查、咽拭子采样、口腔诊治,都会将医护人员笼罩在病毒气溶胶里。而这些普通人避之不及的高风险环境,是医护人员每天必须面对的日常。

 

但其实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问题是……



疫情初期,医护人员往往要用自我的牺牲来争取时间

 

每次疫情之初,病毒的传播机制不清楚,防护都没有启动,导致医护人员在未知情况下首先面对极高风险,这次疫情中,在武汉中南医院确诊的首批138名患者中,有40位是这家医院的医护人员。







而在疫情明确之后,大批患者涌入医院,又形成了对医疗资源的“挤兑”。比如武汉市有三级医院61个,每百万人拥有5.51个,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每千人口的医师、护士和床位数量,也远超全国平均水平。





数据来源:《2018年武汉市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简报》《2018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但这样全国领先的资源,也难以应付疫情爆发时剧增的医疗需求,只能靠医护每天工作12到16个小时来勉强支持,疲劳导致免疫力急剧下降。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又面临口罩、护目镜和防护服短缺。而他们没有一步可退,因为身后就是人命。

 

我们再看一下这张医护感染统计图。





 

比如武汉医护人员的感染高峰出现在1月18日到2月5日,我们看一下其中几个标志性节点。



1月18日,武汉卫健委停止通报“未发现确诊病例”;

1月20日,钟南山公开明确病毒“人传人”

1月22日,湖北省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Ⅱ级应急响应,次日武汉封城;

之后,武汉和湖北各医院直接在微博喊话,寻求口罩等防护物资支援;

2月2日,火神山医院交付;2月4日,11座方舱医院新建。



很明显,医护人员用他们的感染高峰,替中国顶住了这个突然应战的时间窗口。 我们所有人,都应该为之感激。所以大家对他们致以赞歌,致敬他们的辛苦和牺牲,但是,暂停一下,请思考如下问题:如果我们不改善医护人员的环境,那么下一次疫情来临,

 

未来很可能没有足够的白衣天使来守护我们

 

过劳、伤医和低收入,是中国医护人员的三大痛。

 





中国的医护人员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为 63.3 小时,每天工作 13 个小时,每月值 7 个夜班,超过法定工作时间的 33.5%。



这导致80%的医生有睡眠困扰,处于亚健康状态。发布于2017年的医生猝死报告显示,从2008年到2015年,共有29名医生猝死,平均年龄40岁,绝大多数在三甲医院工作。因为优质医疗资源过度集中,和分级诊疗制度不完善,三甲医院成为过劳的重灾区。而据医疗媒体机构《八点健闻》搜集,从2017年到2019年,中国每年医生猝死不低于20人。







再看暴力伤医事件。 2009~2018 年的十年间,媒体共报道过 295 起伤医事件,362 名医护人员受伤。2019年底,北京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民航总医院杀医案。2020年1月还没有结束,全国就又曝出5起暴力伤医案。







除了这些血淋淋的惨案,医护人员面对的更多是日常医患冲突和暴力。



据中国医院协会的调查,中国每所医院平均每年发生27次的暴力伤医,绝大多数医护曾被患者或其家属谩骂、威胁。



根据相关调查,50%的医生认为当下医患关系“非常和比较不和谐”,73%医生认为医患关系相比以往“日益恶化”。



这样高风险、超负荷工作带来的是超高收入吗?



根据《医学界》2018年度对医生薪酬的调研,中国医生平均税前年收入是11.7万,大约只有16%的医生能实现税后月入过万。 

 





相比之下,根据2015年美国医生薪酬报告,专科医生的年平均收入为284000美元,近200万人民币。



护士的收入更低,一线城市护士平均月工资刚刚达到8000元。而他们的美国同行,平均月收入是9000美元,也就是差不多6万元人民币。







现实的结果,是超过九成的医生觉得没有职业尊严、没有安全感、没有保障。医生这个普遍被认为高尚的职业,吸引力已经越来越低。



近5年来,全国医师数量平均每年仅增长了4.4%,远远赶不上门诊和住院量的增长。过缓的医生增长率进一步加剧了在职医生的工作强度,81.9%的医生曾因工作负担过重、缺少休息时间,收入少,压力大而有过转行的想法。更值得注意的是,有超过6成的医生不愿意后代从医。



如果我们再关注一下近年医科院校的招生情况,医生职业不再吸引人的趋势就更加明显。复旦大学医学院、上海交大医学院的录取分数曾经傲视北大清华,近年纷纷滑坡。2019年,首都医科大学、南方医科大学这样名声赫赫的医科院校,居然在一些省份的录取线暴跌100多分。







也就是说,一流的人才正在远离医学,医生的断代正在发生。因为医护人员的职业尊严和利益被忽视,我们和疾病之间的那道防线正在垮塌。



在疫情发生时,他们是义无反顾的英雄。但不要因为歌唱了英雄,就要求英雄奉献一切,我们更应该给英雄有充足的职业尊严、安全和劳动报偿。



这是我们这些被守护的人们,能够给他们的最好的感恩和回报。



 


参考资料:

[1] Mussap, C. J. (2019). The Plague Doctor of Venice. Internal medicine journal, 49(5), 671-676;

[2]国际会议编辑委员会 / 合著者:范洁,《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1-1;

[3]《专家分析非典疫情:医务人员感染率高死亡率低》,搜狐网;

[4]《北京抗击非典纪实:物资保障 坚强后盾》,晨报网;

[5]《武汉市医疗物资供需矛盾突出》,新华网;

[6]《中国口罩产业“战疫”史》,36Kr;

[7]《专家说中国医患关系全球最糟,叙事医学或为解药》,财新网;

[8]《医生人才告急:超6成不愿后代从医》;每经网;

[9]《中国健康事业的发展与人权进步》白皮书;

[10]SARS期间殉职医护人员列表,Wikipedia;

[11]各国医生数量列表,Wikipedia;

[12]《罗培新:以法律的名义,致敬最美逆行者》,澎湃;

[13]《猝死、暴力伤医、牺牲在工作岗位……2019年,医生很难》,八点健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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