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勃洛克，是二十世纪初伟大的俄国诗人。一八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出生在彼得堡一个贵族知识分子的家庭，外祖父是彼得堡大学校长别凯托夫，父亲是华沙大学法学教授，母亲和外祖母是翻译家。勃洛克一九○三年和俄国著名的化学家德·伊·门捷列夫的女儿柳鲍芙·德米特里耶芙娜结婚。一八九八年入彼得堡大学法律系学习，后转入语文系，一九○六年毕业，一九二一年八月七日逝世。

勃洛克是俄国贵族的最后一位大艺术家，是享誉世界的抒情大师。他的创作是俄国诗歌最辉煌的现象之一。他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普希金时代以来俄国诗歌传统的基础上，构筑了一座宏伟的象征主义的艺术殿堂。如果说普希金是俄国诗歌大厦的奠基者，那么，勃洛克就是这一大厦的封顶人。而他所处的时代，正是新旧两个世界历史时代交替的时期，因此，他的创作恰好是一个时刻关注着历史的运动，并能预感到时代风暴的人的内心体验的见证。勃洛克五岁起就开始写诗，如他所说：“从儿时起，便有一股跟某人名字联在一起的诗歌潮流不断地冲击着我。”少年时期，父母田庄宁静优美的自然风光，一个个女性的爱抚，家庭浓厚的文学氛围，和当时的象征派作家的不断交往，特别是接受了象征派的先驱之一——宗教唯心主义哲学家弗·索洛维约夫的“世界灵魂”、“永恒女性”的思想，勃洛克诗才泉涌。自一八九八年始，以恋人柳·德·门捷列娃为对象的短诗一首接着一首，一发不可收拾。一九○四年出版的《美妇人集》，便是这一时期诗创作的光辉成就。这里的“美妇人”，代表了诗人对人间女性之美和永恒女性之美的爱，象征着自然与文化、精神与肉体的和谐，又和俄罗斯祖国（新娘和爱妻）的形象联系在一起。此后，勃洛克陆续出版的第二部诗集和第三部诗集，包括《白雪假面》、《城市》、《可怕的世界》、《报应》、《抑扬格》、《竖琴与小提琴》等组诗，表明了诗人对现实的更大的关注，创作风格上的重大变化。一九一四年写作的长诗《夜莺园》，标志着勃洛克创作的完全成熟，揭示了抒情主人公的基本特征，即性格和心理的双重性和矛盾性，是诗人对其抒情主人公性格发展的一次总结，由神秘主义的出世情绪向现实方向的接近和转化。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的爱，对未来的永远的追求，使勃洛克义无返顾地站到了十月革命一边。一九一八年一月写成的长诗《十二个》，既标志着勃洛克创作的高峰，也是他献给十月革命的一份厚礼。他以其圆熟的技巧和惊人的力量，极其概括、简洁、充分、深刻、生动地描绘了一幅被革命风暴笼罩着的城市的画图。长诗分十二章，内容各个不同，节奏也非常多样：自由的口语诗，舞蹈民谣的律动，小市民情歌的音调，革命口号的热情，贫民的街头语等；然而，这看似凌乱的诗节，却汇进了革命的雄伟步伐的庄严的统一的节奏，直到耶稣基督的出现，形成全诗的极大的和谐。勃洛克以象征主义的手法，成功地描绘了十月革命中人民翻身做主的革命的真理。

从《美妇人集》到长诗《十二个》，勃洛克的创作道路是复杂的，但同时又是完整的。这一完整性是由勃洛克创作中的许多根本性和实质性问题、题材和主题的共同性决定的。它们在诗人的不同创作阶段得到不同的处理，既与诗人新的生活和创作经验相对应，又在某些方面保持始终如一。

勃洛克本人就曾把自己的创作道路看成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在三卷本的自选集（1911—1912）的序言中诗人说，这里的每一首诗，哪怕形式上比较拙劣，也是有意义的，它既可独立成篇，又是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

“每一首诗对组成‘章’都是不可或缺的；若干‘章’构成全书；每本书都是三部曲的一部分；整个三部曲我可以称之为‘诗体长篇小说’：它写的是同一类思想感情，这是我在有意识的生活以前十二年里始终对之忠实的。”

谈到自己的创作道路，即“追求人性的三部曲”时，勃洛克这样理解这一定义的内涵：

“从瞬间过于灿烂的光——穿过不可或缺的沼泽林带——走向绝望、诅咒、‘报复’……以及一个‘社会的人’，一个勇敢地直面世界的艺术家的诞生……”

这一自我写照值得特别注意，它完全符合勃洛克抒情诗的基本特征，有助于我们认识勃洛克抒情诗的发展脉络和每个创作阶段的特点。

勃洛克是个心胸博大、富于时代感和忧患意识的诗人，这一点决定了他的作品的分量和特色。他从创作伊始，就对诗人的使命有了高度的认识：“只有伟大的事物才值得思考，作家应当为自己确定伟大的任务，并且只确定伟大的任务；不必为自己才疏学浅而自卑。须知作家是无穷链条上的一环，从一环到另一环应该传递自己哪怕未能实现的希望和哪怕尚不完善的构想。”

勃洛克是俄国象征主义的代表诗人，本世纪初俄国知识分子的偶像。他的成就，应该说，得益于和归功于象征主义流派，但他又不局限于流派，而是大胆地超越之，从而使自己跻身于不朽诗人行列。

高尔基说：勃洛克是一个“真正天才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说：“勃洛克代表了整个一个诗的时代，一个不久前结束的时代。”还应该补充一句，勃洛克也是苏联诗歌的奠基人之一。

我国读者对勃洛克也不是陌生的。早在二十年代，长诗《十二个》发表没几年，就被傅东华和胡斅译成了中文。鲁迅先生也曾多次在自己的文章里提到勃洛克，还亲自为胡斅的译本《十二个》撰写后记，热情地推荐这位诗人，称他为现代首屈一指的都市诗人。四十年代，又有戈宝权的新译本《十二个》。但多年来较全面地介绍和研究这位诗人还很不够。收在这里的译文，基本上按诗人写作年代选译的各个时期的部分诗作，几部长诗都是全译，以期满足我国读者阅读、欣赏和研究的需要。

谢尔盖·亚历山大罗维奇·叶赛宁——十月革命前后和二十年代苏联诗坛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一八九五年生于梁赞州康斯坦丁诺沃村一个农民家庭。由外祖父养育成人。外祖父、外祖母都是讲故事的能手，对童年时期的叶赛宁影响很大。他先后就读于四年制乡村小学和斯巴斯·克列皮克教会师范学校。一九一二年他来到莫斯科，曾在莫斯科沙尼亚夫斯基平民大学历史哲学部学习了一年半。据叶赛宁自述，他八九岁时即开始

写诗，但自觉的诗创作活动则是在十六、七岁的时候。在莫斯科的时候，诗创作已比较活跃。一九一五年，他来到彼得格勒，拜见了著名诗人勃洛克，后来又认识了诗人戈罗杰茨基和克留耶夫，从此，叶赛宁的诗创作活动在一个新的水平更加活跃起来。

真挚坦率，深沉的忧伤，对生活和对祖国的热爱，也许我们能用这些话来概括叶赛宁的诗歌和他的一生。

一个诗人的风格往往在他的早期诗歌里就已表现出来，尽管这些诗不一定很成熟，不一定有多大的社会意义。叶赛宁早期的抒情诗，就其纯净和自然美而言，最能表现出诗人的风格，也是他最美的诗。早在诗人的第一本诗集《亡灵节》中，就已经表现出了叶赛宁独特的诗歌形象和格调的整个体系，包含了在美学上臻于完美的农村生活画面。在这些诗歌里，叶赛宁从明朗，快乐的方面来感受生活，使农村生活和大自然的画面显得生

动，真实，绚丽多姿。像《野樱花飘落》、《手风琴啊，拉起来》、《农舍里》这样一些诗充满了生活的情趣，充满了少年的欢乐和喜悦，让人心醉。这是一种略带苦味的甜蜜。在《湖水上织出了一片晚霞的嫣红》中，诗人无意间点明了他早期诗歌的情调：

晚霞的嫣红里有股欢乐的忧郁。

这种忧郁感情更清晰而深刻地表现在诗人“对世界上一切生物的爱，以及人们最应得的仁慈”中。社会和自然界中的不幸衬着北方那单调、荒凉、凄清的景色，使诗人的幸福感自然而然地带上了“无尽的田野的哀愁”。像《仿歌》、《盲歌手》、《丹纽莎多好看》都是诗人抒发这种感情的优美诗歌。而《冬天在唱歌）、《奶

牛》、《狗之歌》则是描写动物的杰作。最有趣的大约是《夏至的夜晚》这首小诗了。诗人在这首诗里不仅极为生动地讲述了自己的诞生和母亲在树林里分娩的痛苦，描述了诗人自身的气质，而且还预言了自己的命运：

我像洁白的雪花消溶在蓝天里，

一生和离别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这不禁使我们想起诗人逝世前一年所写的《波斯情歌》中最美的那首《莎嘉奈，你啊，我的莎嘉奈！》和逝世那年所写的他最完美的长诗《安娜·斯涅金娜》。

人生的意义在于追求，人生的幸福和痛苦也来自于追求。在革命的洪流中，叶赛宁怀着乌托邦的理想歌颂革命，幻想有一个“庄稼汉的天堂”。他那些强烈表现革命热情的作品，如《铁匠》、《天上的鼓手》、《同志》、《如歌的召唤》等诗，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诗人的感伤基调，但却是诗人诗歌中革命旋律的起点。然而，新的世界最初展现在诗人眼前的，只是对大自然和乡村和谐的破坏，只是火与血，只是贫困、饥饿、灾难和不幸。这一切都是他那稚嫩的心灵所难以忍受的，从而导致了他对革命的迷惘和抵触，甚至憎恶，也导致了他个人思想和生活的消沉、颓废和放荡。而这一切又不能见容于社会，不能得到人们的理解和谅解，致使他对生活感到极度的痛苦和绝望。表现诗人这种思想和感情的诗篇，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我是最后一个乡村诗人》、

（我并不悔恨、呼号和恸哭》、《四旬祭》和《莫斯科酒馆之音》中的那些诗。它们从另一方面超出了诗人感伤的极限。直到革命开始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他才渐渐恢复了内心的平静，振作起来，重新跟上革命的队伍。但在心灵中却已留下了难以平复的创伤。从他中期到后期的诗作中，特别是从《给一个女人的信》、《我的道路》这样一些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诗人的生活和心灵所经历的崎岖道路，他的认识发展的曲折轨迹。我们应该懂得诗人那种痛苦、绝望、渴求理解、渴求友爱的心情。

诗人贵在真诚和坦率，贵在敢于表现自己的个性，暴露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叶赛宁就是这样一个真实的诗人。从他的诗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对祖国和人民深挚的爱，更可以看到他在美好的理想与现实产生矛盾时的一切感受，他由于自身的错误和弱点而产生的悔恨。他对自己的揭露和谴责严酷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这方面，就连卢那察尔斯基也称他为“最无畏的战士之一”。他对自己内心的剖析反映出了千百万普通人在革

命发展中的认识过程，表达了他们的希望和痛苦的心声。这正是一个诗人的伟大之处。叶赛宁不是一个革命的诗人，但却是一个民族的诗人，人民的诗人。

出国之后的后期诗歌反映出了诗人内心的转变。它使诗人对人生的悲剧因素有了较为深刻的哲学理解，并使诗人选择了正确的生活和创作态度。由于怀念逝去的俄国而产生的没有出路的苦闷，现在被由于生活的流逝而感到的哀伤取代了。诗人在逝去的生活中看到了许多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那就是对母亲、妹妹、妻子，以及对人们和大自然的爱。在《这是我熟悉的那条街道》、《蓝色窗板的矮小房屋啊》这些诗里，可以看出农村的自然景色缓解着诗人因丧失感到的痛苦。在《金色的丛林好意地劝说》这首诗里，浩渺的天地使一切悲哀都显得如此卑微，像空中的鹤群，转瞬间就隐没在蓝天里。在著名的《给母亲的信》里，母亲的形象洋溢着永恒的温暖和光辉。而在《莫斯科酒馆之音》中一度很轻浮地对待妇女的酒馆腔调，又变得像早年一样的温柔、纯洁，只不过掺和着疲乏和苦涩。像《你尽管和别人干杯去》、《亲爱的，让我们并肩坐下》、《给卡察洛夫的狗》这样一些诗歌，早已纳入了世界爱情诗的宝库。最著名的《波斯情歌》与抒情叙事史诗《安娜·斯涅金娜》则成了叶赛宁诗歌宝库中的两颗明珠。它们表现出诗人几近崩溃的内心世界已经达到了近于完美的和谐。这时，叶赛宁的诗歌仿佛又恢复了一度失去了生意盎然的感情，节奏和谐，充满欢欣。他甚至显示出了新的革命认识和信念，写出了《大地的船长》、《二十六人之歌》、《三十六人颂》和《苏维埃俄罗斯》这样一些歌颂革命和革命者的诗篇。但是直到最后，他的诗仍然充满着浓重的哀伤和苦味。这种双重感受基于对生活和对祖国的热爱。

然而，叶赛宁并没有摆脱掉思想上的矛盾和精神上的痛苦。由于个人生活的不幸和沉重的社会压力，他越来越陷于苦闷和绝望的困境，终于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拂晓，在一家旅馆中自缢身亡，死时才不过三十岁。诗人最后留下的名作是他在住院治疗精神抑郁症时完成的长诗《阴森森的人》和绝命诗《再见吧，我的朋友》（1925年12月26日）。对于叶赛宁之死，高尔基曾说：“俄国文学家的生活中有许多悲剧，叶赛宁的悲剧是其中最令人痛心的悲剧之一。”在叶赛宁逝世一周年的那天，有一个美丽的姑娘在诗人的墓前用手枪自杀了，留下的一纸绝命书上写道：“我的一切都在这座坟墓里。”这个姑娘名叫加丽雅·别尼斯拉夫斯卡娅。不少苏联学者认为，《波斯情歌》中的“北方姑娘”指的就是加丽雅，而诗人自杀前割破手指用鲜血写的绝命诗也是献给她的。

叶赛宁在他的自述中非常简单地谈了谈自己的生活和文学道路。他最后说：“至于我生平的其他情况，就全在我的诗里了。”事实上，他的诗歌才是他的思想和心灵的真实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