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译者冯象，上海人。父亲冯契先生是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著名教授。1968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去农村接受再教育”，他远赴云南弥勒县作知青插队，是“老三届”知青里的最后一拨，自称“卷入‘文革’的毛孩子”。说是初中毕业，其实只读过一年初中就跟在别人屁股后面“闹革命”了。因为父母早已被打倒，去云南的决定是冯象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商量的。他回忆说：“那时候我冬天会生冻疮，周围人都说别去北方，受不了，听说云南的自然条件好一点。另外，我父母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待过，又在云南生活过，连带我也觉得云南并不算太陌生的地方。”尽管对云南一无所知，但还算幸运的是，冯象插队的地方比较富裕，劳动了两年后，他就到更边疆的村寨当了一名乡村老师。“那里是真正的边境，在越南、老挝和中国三个国家的交界上，当初叫六村，现在叫绿春。再翻一座山就出国了，比我早的老师还给分配一支枪，防土匪用的。”冯象说当时有一部越南电影《乡村女教师》，描写的内容跟他的生活一模一样。步行好几天走进大山里的一个小山寨，村里分他一间茅草房，一半用来睡觉，另一半当教室，中间钉上木板隔起来。孩子们由他按照年龄大小进行编排，村里的文化教育就全权交给了他。对于教师生涯的这一段时期，他回忆说：“当了老师就有一份口粮，知青种地不行，教书是受欢迎的。当地的少数民族最欢迎两种人：医生和老师，对这两种人特别尊敬。学生们帮我打柴挑水，家里有什么好吃的也给我端过来。他们有很多人现在都当了官，还经常邀请我回去看看。”读书时一直很调皮的冯象，下乡后百无聊赖开始看书。数理化自学起来很困难，他就专攻文科。由于小学学过俄语，中学又接触过一点英语，自己对外语也比较感兴趣，他自学起了英语和法语。家里人对冯象学外语多少有些提心吊胆，因为看的净是“封资修”的东西，生怕他闹出乱子。好在他身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没人管。由于“边疆地区能收到的电台特别多，当时我听的都算是‘敌台’，BBC什么的，还有苏修的电台，哪个波段、哪个时间是哪个国家的我熟极了。老乡以为我听的就是汉语，所以我的英语听力还没上大学就过关了，读大学时专业课免修。”

当了一年多的孩子王，一天，冯象接到当地军代表送来的口信，让他上公社一趟。“这位军代表是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的，专门监听境外的电台，听力特好。他知道我一直自学英语，说是要考考我。”原来自从尼克松访华后，学英语不再是“封资修”，因急需英语老师，云南省就办了一个英语教师训练班，军代表有意推荐冯象。冯象跟着马帮出大山接受了军代表的考试，不久就接到了参加培训的通知。“训练班在大理，由上海来的老师教，我就这样捞到了半年的学习机会。”训练期间，每月冯象还把自己的翻译和作文寄给杭州的姨夫，请他批改。姨夫曾留学英国八年，是伦敦大学第一位中国硕士和第一位名誉博士，冯象用的英法文词典和外文原著都是他赠送的。半年的培训结束后，县中学的校长看中了冯象，将他从大山里调到县中，从此他成为一名正式教师。而那位给了他人生第一次重要机遇的军代表随部队开拔后，冯象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对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后代来说，读书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出路，但在那个年代，谁都没想到会有高考。正是凭借这人生的又一次重大机遇，冯象一步步离开了生活十多年的云南，北上京城，又远赴美国。高考时，因为当地的土政策限制，凡是已经当老师的人必须报考师范院校，而其他师范院校又不到云南招生，冯象只好以云南省第一名的成绩上了昆明师范学院（今云南师范大学）。冯象回忆说：“当时招了两个班，一个是四年制的，一个是两年制的。我们这些人都年满25岁了，学校觉得我们的教学经验已经很丰富，学两年够了。”当了班长的冯象和同学们迅速召开了一个会议，发现全班没有一个党团员，全部是红卫兵出身。借着当时跟越南打仗的时机，他们折腾了一个学期，终于迫使学校答应恢复四年制。冯象说，他们这代人身上多少是有些痞子气的。不过，书只读到三年级，他就提前考取了北大的西语系，上北京念研究生去了。领冯象进入中古英语文学领域的是他北京大学的导师李赋宁先生，同时他自己也意识到：“欧洲现代文明的渊源是中世纪。在现代西方还在运作的那些机构、制度、宗教、道德风貌，都是中世纪开始留下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世纪文化是理解现代西方的关键。”

1984年，冯象再次提前毕业，赴美国哈佛攻读中古文学博士。博士毕业后，当所有人理所当然地认为他将在这个领域继续走下去的时候，他却出乎意料地来了一个大跳跃，转而攻读法学，最终又拿下了耶鲁大学的法律博士。冯象对此的解释是：“在我们经历过的那个时代，文学的作用曾经跟法律的作用是一样的。管理社会也是通过文学作品，像《白毛女》、《红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都是教育人的，现在的人没法理解文学曾有那么高的地位。改学法学，其实只是改职业，我认为内涵是一脉相传的。”在香港大学教了六年法律后，冯象回到美国，开始从事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咨询工作，这让他感到更自由，更有趣。虽然从17岁就拿起了教鞭，但冯象以为自己“并不是特别热爱教育的人”，“在国内我不是学校教出来的，我也不觉得我教别人，别人就能学会些什么。”但是在清华大学的邀请下，他现在还是担任了清华大学法学院梅汝璈法学讲席教授。

1992年冯象翻译出版了《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这是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最古老、最长的一部较完整的文学作品，也是欧洲最早的方言史诗，完成于公元八世纪左右，它与法国的《罗兰之歌》、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并称为欧洲文学的三大英雄史诗）。之后，冯象利用业余时间陆续撰写了《木腿正义》、《玻璃岛》、《政法笔记》、《创世纪：传说与译注》、《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等书籍，还在《读书》、《万象》等杂志和报纸撰写专栏文章，涉及内容自然横跨西方古典文学与司法两大领域，不可谓不活跃。

冯象的读者集中在两大类上——关心法律的人群和热爱文学的公众，受专业背景的影响，他的书对读者的素质也提出了一定要求。“有的作家写通俗文学，也有的作家写给所谓的‘小众’，尤其搞外国文学、外国文化，这个问题更严重。既然是外国的，肯定要陌生一些，再加上我主要研究古代，距离更远，怎么写，用什么方法同中国读者说话，是个难题。对作者本人来说也是一种选择。”为此，冯象进行了写作方式和语言风格上的尝试。在《玻璃岛——亚瑟与我三千年》中，因为无意写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他将中古欧洲文学的瑰宝亚瑟王传奇与自己的亲身经历相交织，在向中国读者系统介绍亚瑟王传奇的同时，也展示了在他眼中“日益全球化、麦当劳化或‘黑手党化’的‘新新人类’社会，天天面临的虚荣与幻想、污染和腐败。”而在《政法笔记》中，他又以“法学随笔”的文风评说了鲁迅肖像权、婚前财产公证、性贿赂、取名用生僻字等一系列法制领域的事件与现象，被看作是“彻底改变传统的普法文章”。

从五六年前开始，由于着手重新翻译《圣经》，冯象的写作大多与《圣经》相关。他说：“我一般是手头正在研究什么就写什么方面的东西，因为经常需要整理一下自己的思想，为普通读者介绍一些知识背景。”对冯象重译《圣经》的举动，有人觉得没必要，有人拭目以待，他自己则认为是摆在面前的又一次历史机遇，需要好好把握。

冯象本人对其译本的预期是：“一是为中文读者（包括信友和圣经学界）提供一个可靠的中文学术译本；二是如果可能，力求让《圣经》立於中国文学之林。”现在冯已经把《新约》全本、旧约中的《摩西五经》、《智慧书》译完并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