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剧作家比昂松

比昂斯特恩·比昂松190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三位作家。然而，亨利克·易卜生却从未获此奖项。后人以此为证，认为文学奖并无意义。但是，这两位作家的同代人却持不同看法：他们认为易卜生和比昂松犹如双子星座，都是北半球的明星，均应获奖。由比昂松获奖或许更加当之无愧，因为他最接近于立嘱设奖人以“理想主义精神”写作的目标。若以“作品” 最宽泛的意义来解释，这个评价应当是恰如其分的。比昂松的作品包括他——通过国际媒体——对受迫害的个人和被压迫的民族所表达的支持以及为争取国际和平与正义所作出的努力。

撰文：爱德华·贝尔教授

翻译：孟勇

虽然如此，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比昂松的伟大之处还是在于他的文学作品。以丹麦著名文学评论家乔治·布兰德斯（Georg Brandes）的话来说：他以“丰厚的创作才能”在斯堪的纳维亚作家中傲视群雄；具有 “无高不及” 的天赋。虽然易卜生早年也创作过诗歌，但他却是个天生的戏剧作家。他虽然倾向于创作抒情诗，但他在一生当中也撰写过长、短篇小说和剧本。两相比较，领先者从一开始就是比昂松，而不是年长他四岁的朋友和竞争对手。比昂松是挪威现代历史剧的首创者，易卜生的《觊觎王位的人》（The Pretenders）则是这个剧种的典型范例（在剧中，比昂松被当作哈康国王的原型）。

比昂松率先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创作出当代写实话剧；而易卜生则后来居上，创作了《社会支柱》（Pillars of Society）和《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首先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以外公演的戏剧也是比昂松的作品。作品在德国和奥地利的著名剧院获得巨大成功，从而为易卜生的戏剧作品后来登上世界舞台铺平了道路。

农民故事

比昂斯特恩·马蒂涅斯·比昂松（Bjørnstjerne Martinius Bjørnson） 1832年12月8日出生于挪威东北部厄斯特达尔山谷（Østerdal valley）的科威克纳（Kvikne），父亲是一名牧师。比昂松一家在他五岁时移居到挪威西部罗姆斯达伦（Romsdalen）的内塞特（Nesset）。比昂松在墨尔德（Molde）市完成中学教育并在奥斯陆参加文科考试课程（约等于英国的A级考试）之后，开始在新闻界一试身手。他撰写文学评论和短篇小说，风格大胆而清新。他于1857年秋发表处女作《叙内夫·索巴肯》（Synnøve Solbakken）。这是他的第一部农民故事。该小说不但是艺术上的突破，也成为并是一部仍然最受读者喜爱的作品。如果将这部作品和北欧同时期其他长、短篇小说相比，人们不难看出这部作品明显地代表了一种新的叙事艺术形式：语言简练、主题鲜明、遣词造句采用口语形式、形象塑造十分大胆。比昂松的风格也受到冰岛传奇故事、挪威民间传说和汉斯·安徒生的影响。但是，这些影响的主要作用是协助他找到自己的写作风格。他遣词造句的风格带有挪威特色，明显区别于挪威当时的正式语言——丹麦书面语。当时，比昂松已经明确展示出他长期创作的主题之一：一个人假如不能服务于远大的目标，就将可能被强大的力量引入歧途。他的故事虽然有一种强烈的浪漫主义田园风格，但是也有比昂松两年前所说的“自然的时代精神”。“要美丽，更要真理”就是这种思想的真实写照。

在其后一些年里，比昂松轮流创作农民故事和传奇戏剧，并称其为“轮作法”。这既有文学上也有政治上的原因。50年之后，他曾经讲到：“我们领悟到，传奇故事的语言特征仍然存活在农民中间，他们的生活方式与传奇故事十分近似。人民的生活应该建立在本民族的历史之上，而农民则是民族国家的基础。”比昂松轮流撰写传奇故事人物和同时代的农民，描绘出他们的某些共同特征：生活节制、勇于冒险、目的明确、桀骜不驯、不善言表，总与外人保持某种距离。然而，在这些人物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农民故事中的主人公，由于爱情或出于宗教信仰，最终学会克制他们的权力。而在传奇故事剧中，剧情的气氛较为粗犷、人物比较野性、主要角色的命运常以悲剧告终。继《叙纳夫·索巴肯》之后，比昂松最重要的农民故事是《阿恩内》("Arne"， 1859)和《快乐男孩》("A Happy Boy"， 1860)。《阿恩内》的主要角色比其他作品中的人物复杂。他天资聪敏、富有艺术才华，但是性格懦弱，痛苦地徘徊于逃脱自身环境的冲动和对家庭生活与贫瘠故土的眷恋之间。这部作品的艺术质量不十分一致。虽然抒情和写实部分都很有力度，但比昂松却没有能够将这两个部分和谐地统一起来。《快乐男孩》则较为通顺，是一部田园牧歌式的爱情故事，同时反映出一些新时代的问题。

传奇戏剧

比昂松1857和1858年在卑尔根担任剧院经理、新闻编辑和从事政治活动期间，创作了传奇戏剧《瘸腿胡尔达》("Lame Hulda" ，1858)。该作品与易卜生的《海尔格伦的海盗》（The Warriors at Helgeland）同时发表。看来，比昂松的故事来源与易卜生是一致的，但是他塑造的女主人公的性格却比易卜生的伊厄棣斯（Hjørdis）刚烈。后来，比昂松将男主人公的许多特征扩大到《阿恩内》的身上。

比昂松最出色的传奇戏剧是形象生动、极具戏剧性的三部曲《西古尔德恶王》(Sigurd Slembe， 1862)。这部作品发表的时间比易卜生的《觊觎王位的人》早一年。和席勒一样，比昂松试图将现实——这个“万物之源”——融入剧中。他还借鉴了莎士比亚的某些手法。作品第二部的核心人物之一，哈拉尔·雅尔（Harald Jarl），与哈姆雷特有几分相似。该剧的主人公图尔比昂（Torbjørn）也与《叙纳夫·索巴肯》以及《阿恩内》的男主角很相像。但是由于对“平衡法则”和大千世界日益深刻的理解，作者在题材不变的情况下将同样的主题更加引向深入。“年轻的西古尔德不乏才干，并且是一名王子”，但是他却受制于自己放荡不羁的性格和自我毁灭的倾向，因而在争夺王位的斗争中遭到失败。

席勒和莎士比亚也为《苏格兰的玛丽女王》("Mary Queen of Scots" 1863)提供了某些灵感。然而，比昂松的观点与席勒在苏格兰女王戏剧中所持的看法有所区别。比昂松认为，她最终失势的原因是由于她无法与任何人建立全面的人际关系。比昂松将玛丽女王置于生性懦弱的达恩利（Darnley）和强悍冷酷的约翰·诺克斯（John Knox）之间的有趣处境中。绚烂多彩的剧情和生动抒情的文风明确体现出莎士比亚的影响。

新的灵感

1864年丹麦与德国之间的战争给易卜生和比昂松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昂松在几首诗歌中表达了他对丹麦孤立面对优势敌人的悲哀与愤怒。他强烈反对易卜生在《布郎德》中表现出的愤世嫉俗和宗教狂热态度。另一方面，比昂松接受了丹麦诗人、历史学家和神学家柯隆威（N.F.S. Grundtvig）的民主与民族主义的说教宣传。比昂松的戏剧《渔家女》（"The Fisher Maiden" ，1868）体现了柯隆威宣扬的容忍和“乐观的基督精神”。这个清新活泼的故事讲述一位富有想象力的姑娘在经过一系列冲突后取得了艺术上的成熟。故事的风格和结构虽然类似于农民故事，但是社会背景的写实风格、对姑娘坦率、独立性格的描述和作品中的议论性段落，都初步显现了70、80年代斯堪的纳维亚文学即将取得“现代突破”的端倪。

比昂松在早期小说戏剧作品和报刊杂志上发表过大量诗歌，并终生写诗不辍。他于1870年发表了大型抒情历史组诗《阿恩廖特·格林纳》（Arnljot Gelline）。组诗讲述斯努尔·斯图拉松（Snorre Sturlason）关于挪威神圣国王乌拉夫·哈拉尔松（Olav Haraldsson）传奇故事中的一位小人物。同年晚些时候，他还发表了《诗歌集》（Poems and Songs）。《诗歌集》收录了他此前创作的所有抒情诗。诗集后经充实再次重新发表。

抒情诗歌

比昂松的抒情诗具有多重性。其共同特征是原创性、简洁性、冲击力、感染力、脱俗的形象表达和丰富的节奏韵律。作品的主题和形式细腻精致，内容涵盖谈情说爱、描绘自然、历史民谣、爱国情怀，包括——挪威的国歌《挪威吾爱》——以及政治斗争、委托创作、纪念作品和对同时代伟大人物的崇敬之情。比昂松的早期诗歌，包括农民故事中的许多诗歌，常带有轻松和细致的风格。然而，60年代在罗马初次邂逅古典文化和歌德的抒情诗之后，他的作品则在节奏和视觉形象塑造方面具有了更强的力度。

他大部分抒情诗歌具有突出的歌唱性，许多作品成为挪威和丹麦，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其他北欧国家的民族文化遗产。没有哪位挪威诗人如此众多的作品曾被如此众多的作曲家谱写成为歌曲。

戏剧、报纸、政治

比昂松在60年代还曾经担任剧院经理、报纸编辑并活跃于政坛。在他一生中，这十年的生活要比过去更加动荡。这期间曾发生过激烈的所谓 “姿态之争”。比昂松在格隆威的葬礼上呼吁他的丹麦朋友们 “改变姿态”，以便与德国人达成和解（1872年）。虽然他本人认为外在冲突为他的诗歌创作带来了间接的好处，但是政治活动有时令他身心疲惫，他因此不得不到国外寻求安静的写作环境。

比昂松甚至在发表处女作之前，就希望撰写反映当时市民生活的戏剧。1863年他在巴黎的居留进一步激发了这种欲望。根据A·德·谬赛（Alfred de Musset）风格特征创作的《新婚夫妇》("The Newly Married Couple"， 1865)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第一部市民问题剧。就像乔治·布兰德斯（Georg Brandes）的兄弟爱德华·布兰德斯（Edvard Brandes）写到的，这部探讨婚姻的戏剧是第一部对“当代市民生活”提出问题与质疑的作品。然而，比昂松的下一部当代戏剧作品要另外再等十年。

前往罗马

当他1872年以农民故事《新婚舞会》（The Bridal Dance）和传奇戏剧《西古尔德·约萨尔法》（Sigurd Jorsalfar）——两者都不是他最出色的作品——完成“轮作”之后，比昂松前往罗马并在1873至1875年居住在那里。他在罗马创作了《破产》（The Bankrupt）和《主编》（The Editor）。这两部戏均在1875年首演于斯德哥尔摩，并于同年出版剧本。这两部戏在北欧国家开启了当代社会问题写实戏剧的先河。《破产》在国际上也获得成功。乔治·布兰德斯对此展开双臂表示欢迎并声称：“两种伟大的力量——现实生活与现实世界——终于获得了恰如其分的地位。” 多年之后，奥古斯特·史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将这两部戏称为“信号弹”。

虽然法国戏剧（奥吉埃和萨尔都，Augier and Sardou）的影响在这两部作品中显而易见，但是比昂松还是为作品打上了自己的烙印。《破产》将商业道德中的背信弃义置于戏剧冲突的核心。但是和比昂松大多数当代写实戏剧一样，这部作品也具有轻松活泼的特点，人物鲜明、情节生动。

比昂松根据自己的政治活动经历，试图通过《主编》一剧提高“政治道德责任感”。这部戏比《破产》更有创意，但在情节安排与人物刻画方面有些不够生动。

虽然《曼萨纳船长》("Captain Mansana"， 1875)的背景是意大利，但是作品的主题却使人想起农民的故事。致使曼萨纳船长去职的原因被归咎于“毒化社会和人们心灵的不健康和不自然的环境条件”。比昂松的下一部戏剧，半写实、半象征、有时有些模棱两可的《君王》（The King）充满政治与社会学的力度。这部作品主要通过心地善良和富有理想的国王向君主制度、国家教会、军事体制和金融势力发出挑战，而狂热的共和主义者却因为自己毫不妥协的态度遭到失败。

比昂松于同年（1877）创作了他的第一部，或许也是最优秀的，纪实小说《梅根茜尔德》（Magnhild）。在这部作品中，他将焦点放在了——比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早两年——婚姻问题上，为传统婚姻描绘出一幅黯然的画面，并指出离婚是唯一合理的解决途径。同时，他还摈弃了他过去信仰的宗教浪漫主义的“宿命”观念。按他的话说，人生际遇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层次的。在《梅根茜尔德》中，他比过去增加了对农民群体的批评态度。

《君王》和《梅根茜尔德》这两部作品都说明比昂松在观点和态度方面的激进变化。比昂松像葛伦威主义者一样，认为基督教应该成为发展政治和思想自由的动力。然而，教会对民主和思想自由的反对态度令他感到失望，于是导致他对教会教义逐渐产生了怀疑。他早在1871年就拜读了查尔斯·达尔文的著作，并在1877至79年之间再次重读。他还阅读了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H·泰纳（Hippolyte Taine）、与维克多·雷德伯格（Viktor Rydberg）的著作，以及厄内斯特·雷南（Ernest Renan）批判圣经的作品。虽然他经过大量深入思考公开放弃了教会教义，但是他从天性上仍然是一个有所信仰的人。进化论成了他的新信仰，他因此在《圣歌》（Psalms）中赞美了对于“永恒生命之泉”的崇拜。

《君王》和《梅根茜尔德》以及比昂松在信仰上的新变化掀起了一场令他痛苦的轩然大波。这次经历为《新制度》("The New System"， 1879)这部戏提供了部分灵感。剧情中的冲突是围绕着铁路建设的原则展开的，而真正的矛盾却发生在新与旧、年轻人的改革热情、对真理的渴望以及老年人的保守态度和专制思想之间。在《莱昂纳达》("Leonarda"， 1879)中，比昂松继续以戏剧的形式探讨在《梅根茜尔德》中提出的婚姻与离婚问题。他在这部剧中阐释出“缺乏信仰”的离异妇女所遵循的道德规范实际上比主教大人更加高尚。然而，在他强调欲望的价值和必要时有权离婚的同时，这部戏也赞颂了自我控制、自我尊重和自我克制的美德。在《挑战的手套》("A Gauntlet" 1883)中，比昂松通过斯伐娃（Svava）之口提出，男人应遵守和妇女同样的“纯洁”要求。这部戏使他遭到来自宗教人士和激进分子、恋爱自由支持者双方的交叉攻击，并标志着80年代后期一场有关道德的激烈辩论的开始。在这场大辩论中，比昂松与奥古斯特·斯特林堡和乔治·布兰德斯展开了激烈较量。

《尘埃》（Dust）和《凡人难及》（Beyond our Power）明显表现出比昂松在信仰方面的变化。前者是一部写于1882年的短篇小说。作者在小说中企图说明人们所继承的宗教理念使人对于生活本身感到无所适从。1883年创作的后者则是他所有戏剧中最为短小的作品。

桑格牧师和他以往作品中的开拓者人物大致相同。然而他那光彩夺目的虔诚行为与宽广无涯的慈悲心肠使他和其他人不一样。他将一切希望寄托于宗教，等待奇迹的发生来证明他所宣扬的信仰。然而，即便对于他来说，发生奇迹和——按剧本所说——基督教本身并非是人力所及的事情。桑格被自己的信仰撕得粉碎，实际上死于失望。比昂松成功地在一部当代写实戏剧的框架中体现了这个强有力的挑战性主题。虽然剧情本身“纯系虚构”，然而这部戏以诺德兰的雄伟风光为背景、通过人物塑造、台词设计与简洁戏剧性的结构令人感到真实可信。剧中的气氛在信仰与疑惑、希望与焦虑、幽默与严肃深沉之间摇摆往复，紧张和期待的情绪逐渐发展到令人窒息的高潮，使人相信可能发生任何事。比昂松再次对公众的信仰发出挑战。该剧1894年首演于巴黎，却直到1899年才得以在挪威和丹麦公演。

继这部宗教剧之后，比昂松1884年以一部色彩绚丽的小说《库尔兹的家产》（The Heritage of the Kurts）再次涉及道德问题。这是一部戏剧性的家族史，关注现代遗传学和进化论建立后的个人与社会道德责任问题。他1889年创作了《上帝之道》（In God's Way）。在书中，宗教问题导致了两个朋友，牧师与医生，之间的尖锐冲突。只是在一番代价不菲的经历之后，他们才双双意识到——尤其牧师特别需要——“凡是有好人的地方，便会有上帝之道”。这本书虽然带有明显的说教味道，但是比昂松热情幽默的叙述和生动刻画人物的才能还是为他赢得了读者。

80年代是比昂松投入政治活动的巅峰时期。他在自由党争取建立挪威议会和扩大挪威在瑞——挪联邦中的自治权的斗争中发挥了突出作用。90年代以后，他缓和了对于瑞——挪联邦的看法，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和平和国际仲裁事业以及为受迫害和受压迫的人进行斗争的活动中。他的救助对象既有国家也有个人——如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步伐，社会问题有所增加。比昂松致力于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他自认为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但是希望通过和平途径解决阶级矛盾。

我们在他90年代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大量这种观点。比昂松1891年创作了史诗《和平》（Peace）。1895年，他以现代阶级斗争为题创作了大型话剧《人力不及》（Beyond Human Might），据信是世界文学史上的首创。戏剧的题材是一场冲突。双方严重对立，处境绝望的工人与冷酷无情的工厂主互相对峙。双方的观点针锋相对，一方持革命和空想无政府主义态度，另一方则采取尼采所宣扬的“主人道德”（ Herren-Moral）。斗争导致了灾难。然而，在一片灰烬之中，诞生出和解的理想境界：“总得有人首先表示宽容”。

比昂松在《主编》中已经表明政治家应该性格坚强、不受道德约束。他在一部分作品中，如《西古尔德恶王》和《苏格兰的玛丽女王》，以十分理解的态度描写了性格懦弱和处世被动的角色。在根据80年代真实事件创作的《保罗·郎伊和图拉·帕斯堡》("Paul Lange and Tora Parsberg"1898)中，男主角温柔、敏感的性格成为觉察与矫正社会不公的条件。然而，他的脆弱使他在严酷的政治气象中毫无防御能力，乃至于聪明、善良和爱他的女人也无法挽救他。

比昂松晚年的戏剧作品只有两部需要提及 。1904年写作的《达格兰内特》（Daglannet）又一次将注意力放在代沟问题上，但增加了和工业化有关的情节。1909年出版的《藤花盛开的时刻》（When the new Vines blossom）是一部活泼欢快的喜剧，剧名与易卜生晚年的灰暗作品《咱们死人醒来的时候》形成鲜明的对照。年近八旬的诗人内心的信仰始终不曾消退。他完成的最后一首长诗充满了信仰之情。这种情怀也可以从他打算创作的最后一部作品的标题《善行拯救世界》（Good deeds save the world）上略见一斑。

比昂松1910年4月26日在巴黎逝世。

比昂松对于文学的意义不仅体现在他作品的内在价值上，也体现在他在抒情诗歌、叙事艺术和戏剧创作领域的先锋作用。许多挪威和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作家承认曾经受惠于比昂松，包括国际知名的挪威作家克努特·汉姆生（Knut Hamsun）、瑞典作家塞尔玛·拉格洛夫（Selma Lagerlöf）和丹麦作家约翰内斯·V·詹森（Johannes V. Jensen）。比昂松的大量著作被翻译成为其他欧洲文字，对德国和几个斯拉夫国家的文学都产生过影响。比昂松的人生和著作也和他祖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历史息息相关。他生活在一个动荡和革新的时代。挪威当时正迈着决定性的步伐，踏上从农业经济走向工业社会、从以政府官员为主走向以民为主、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从属地位走向平等地位的道路。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属于“1848年的一代”。他希望随着1848年革命失败而消亡的自由与平等的理想能够和平地在挪威开花结果。比昂松认为民族独立、社会文化解放和政治民主化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在他的著作与政治活动中，他不但代表了农村社区和市民反对派的利益，也是弱势群体和受压迫人民：妇女、佃农和工人的代言人。他要求给予所有这些群体以选举权。他为妇女呼吁全面平等和从事一切职业的机会以及更加方便的离婚权利。他要求土地归耕种的佃农所有、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并赋予他们管理工作场所的更多权力。他呼吁公开讨论过去禁忌的话题，如天主教会、君主制度和两性行为，并总是带头直抒己见。在挪威，没有人可以在拓宽自由讨论言路的方面与比昂松相比。在挪威争取民族自决的斗争中，他支持小国争取本身的文化、政治权力，并进而支持国际仲裁、裁军与和平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