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修德(1915——1986)是美国人，著名记者，本名叫西奥多·H·怀特（Theodore White），因为热爱中国，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白修德。抗日战争时长期任美国《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采写了大量关于中国战场的报道，访问延安后写出影响巨大的名著《中国的惊雷》。

白修德是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哈佛大学的第一位弟子。他本来想研究中国历史，但费正清却认为白修德身上具有与斯诺相同的记者素质，便建议他与其当一名历史学者，还不如做一名出色的记者。于是，带着费正清的推荐信，白修德于1939年走进重庆，开始了他的新闻生涯。在抗战期间所有驻华美国记者中，白修德被认为是最倾向于中共的人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后来，白修德在六十、七十年代又以撰写《美国总统的诞生》系列著作而闻名于世，但从记者职业来说，中国却是他最初崭露头角的地方。作为《时代》周刊的特派记者，他在这里工作了将近八年，他成了中国抗战、特别是重庆时期中国历史的重要目击者、记录者。尤其令人称道的是，1942年到1943年，久旱无雨的河南发生了罕见的“中原大饥荒”，造成五百万人死亡，惨绝人寰，举世震惊。在这次大饥荒中，白修德在促使远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最终采取果断措施、拯救无数生灵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1]。1943年，白修德躲过新闻审查，深入河南境内报道大饥荒，报道千百万人濒于死亡，难民已逾3百万，国民政府颗粒不振。很快，河南大饥荒引起美国轰动，但蒋本人并不相信，宋美龄则希望《时代》解雇怀特，最终，由于反响太大，国民政府放粮赈灾。国民党当局迫于压力，开仓赈饥。此事之后，目睹国民军在日军压迫下节节败退和国民政府的无所作为，白修德悲哀地给卢斯写到：“这个国家正在我的眼前死去。” 时代的编辑们和以白修德为代表的在外采访记者之间的摩擦始于1943年，但美国公众对此了解甚少，新闻检查很严，政府极不乐意报道它的盟国军事失利，若将中国报道成处于包围的劣势或困兽犹斗装，是更不允许的，宣传“委员长”是第一要务。 1944年初怀特返美休息，开始着手写作《中国的惊雷》(Thunder Out of China)。同时《时代》更换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为国际版总编，负责对报道的把关和修改。1945年返回中国后与卢斯再次发生冲突，白修德坚信中国内战将会爆发，而蒋介石会一败涂地，在发回封面报道时并附拍了一封建议电报：“如果《时代》有限公司执行的是绝对的、无条件支持蒋的政策，我们就极端地损害了美国千百万读者的利益，并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罪行，他们个人主要关心的问题也是如此......我们希望看您能以公正的态度，毫不偏颇地搜集事实。这一悲剧足使您采取这个态度，雅各比和我视此报道为一个试金石......我们认为我们杂志应当是超党派的，应朝民主与和平解决方案这一中间道路，如果事情不是这么解决的，我们就考虑将此信作为我们脱离杂志的声明，并请解除我们现行的任务，使我们能够回来至少在主编面前最后解决我们的身份以及我们对于中国的政策问题。” 再次回美后，因为对蒋政权的反对，白修德被认为亲共，在麦卡锡主义兴起时，职业生涯受到很大的影响，不得不远走欧洲。 白修德与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关系密切。可以说，继斯诺之后，白修德是又一位与中国关系密切、有着重要影响的美国记者。

评价：著名的保守派作家William F. Buckley, Jr.，为白修德在 National Review 上写了一篇讣告.他称白修德“将杰出的头脑、艺术家的才干和巨大的好奇心结合在一起，是一种完美的健康、对人类真诚的关爱”。他称赞白修德“彻底革新了政治报道的艺术”。但是他批评白修德在记者生涯中犯了一个严重的战略性错误：“如同许多讨厌蒋中正的人一样，他反对的是蒋奇迹般的社会和政治权力。他对革命者理想的估价过高，而低估了他们极权主义虐待狂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