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自我实现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兼具心理学、社会学乃至宗教学的意义。农民的自我实现可称作“成人”，其实践过程即“做人”。村落熟人社会是农民自我实现的“社会文化场”，其长久性和非选择性决定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本体性关联。这种关联意味着，农民作为人的 意义是社会性地界定与获得的，做人的最终目标就是获得熟人社会的肯定性评价，在自己人结构的血脉绵延和村落集体记忆中确定自己的位置，实现有限生命的超越性意义。

然而，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巨变瓦解了这种本体性关联，自己人结构失去了本体性意义而日益工具化，地方性共识的价值导向和行为约束力减弱。个体主义逻辑主导了农民的做人实践，导致了做人的三层目标重组：基础层权重膨胀，社会层日益私人化，公共侧急剧衰落。随之而来的是，超越性意义丧失，社会性意义畸变，原本稳定的社会评价体系陷入混乱，新的体系又尚未生成并得到认同，做人因此变得艰难。这是当代社会我们遇到的亟需解决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