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将其对话作品散布于苏格拉底一生的时间跨度之中，这样一幅时间地图也描绘了苏格拉底思想的时间进展，也即苏格拉底如何成为苏格拉底的转变过程。在此过程中，苏格拉底与世纪之久的哲学传统决裂，转向自己的探询之路，并在历经岁月之后，步入对自然的最深刻理解，而此后又逐渐学会在哲学所面对的威胁面前（柏拉图重点展现了这种威胁），以恰当方式掩盖并传递这种理解。苏格拉底是哲学史上“独一无二的转折点和漩涡”——对于政治哲学史也同样如此，而政治哲学是哲学由以庇护并发展哲学的准哲学式的手段。柏拉图对苏格拉底成为其自身的历时性记载具有一种重要意义，这种意义远远超越了哲学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时代的存在，因为它是对哲学转变为苏格拉底式哲学的持续记载，而这种记载采取的形式最终主宰了西方世界的精神生活。本书所讨论的三篇对话——《普罗塔戈拉》《卡尔米德》和《王制》——都涉及苏格拉底对哲学公共外观的关切。按照柏拉图设定的戏剧时间，《普罗塔戈拉》是时序上最早的一篇对话，苏格拉底正是在这篇对话中登上了公共舞台，苏格拉底在此前后的哲学政治有一种更加公开的政治意图。柏拉图将《卡尔米德》设定在苏格拉底从波提岱亚返回雅典的当天，此时的雅典城邦已经因为饱受战争和瘟疫而发生了改变，而苏格拉底也在离乡期间学到了某种非常重要的东西，他认识到，自己要采取全新的方式来传达哲学。《王制》设定在《卡尔米德》发生几周之后，《王制》同样是一篇苏格拉底在经历了长期的在外征战、重返家乡后的对话，在远离雅典期间，苏格拉底学会了某种重要的东西，并返回到一个已然变得不同的城邦。通过在《普罗塔戈拉》与《王制》之间设定一道鸿沟，在柏拉图的笔下，苏格拉底认识到，相比于自己在《普罗塔戈拉》中为哲学做的辩护，自己必须更为彻底地保护哲学。在《卡尔米德》与《王制》中，在返回雅典时已经发生改变的苏格拉底已经是这样一位苏格拉底——从此开始，他至少在公开场合将会始终保持不变，“总是在同样的东西上讲着同样的东西”（《高尔吉亚》490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