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砖志，是指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部吐鲁番地区近百年中陆续出土的我国中古史上北朝至唐代的专为记录死者身世及其有关情况的墓葬文字资料。吐鲁番地区古称高昌，是高昌壁、高昌郡、高昌王国的所在地，因此有些学者把这些砖志称为“高昌墓碑”或“高昌墓志”。本书统称为吐鲁番砖志。这些砖志就其质地而言，并不限于砖，也包括石质的、木质的和泥坯。

吐鲁番盆地地处中西交通要冲，“丝绸之路”咽喉，是我国两汉王朝的屯垦重地，历尼代封建王朝经营西域的门户。吐鲁番砖志与享誉国际学坛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具有同等重要的学术价值值，是吐鲁番学研究的重要方面，“丝绸之路”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一直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这些砖志不但对判定墓葬年代，研究当时埋葬制度、习俗、官制官职、士族门阀、里籍、婚姻、历法、文字语言和书法艺术等都是最直接的原始资料，同时也是研究中西交通史、“丝绸之路”文化史、中国中古史的重要资料，不但可以补正和丰富史籍记载的缺略，而且也是研究吐鲁番出土文书不可或缺的断代、定代的重要参证资料。

吐鲁番砖志比较集中地出土在两个地方，一是在今高昌故城城郊西北和东北，即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彼此相连的两片墓地，另一是在今交河故城沟西雅尔湖（又称雅尔乃孜沟）古墓区。前者是在大凉政权、麴氏高昌王朝的都城、唐西州的州治所在附近，后者是在麴氏高昌所辖交河郡、唐西州的交河县治附近。此外，在高昌故城东南约15公里，今属鄯善县鲁克沁镇和今吐鲁番市南约12公里的恰特哈勒乡也出土了少量砖志。鲁克沁镇曾是麴氏高昌的田地郡、唐西州的柳中县治，恰特哈勒曾是麴氏王国南平郡、唐西州所辖天山县南平乡。这些砖志有墨迹、有刻文。砖志的制作方法，一般都经烧制成正方形或长方形，在其砖面上涂抹一层灰色、黑色、蓝色或粉白色泥衣，然后在上面朱书、白粉书，更多的是墨书，有的是在刻划界格后刻字，在刻字中填朱。造些砖志资料能够保存下来，主要得利于吐鲁番盆地独特的干旱气候和地理环境。

吐鲁番砖志从最早一方在1910年出土以来，至1996年中日合作发掘雅尔湖古墓篇止，据著者统计，20世纪期间共出土砖志328方，其中被确认为大凉政权的4方，麴氏高昌王朝的206方，唐西州时期的118方。这些砖志年代上起大凉承平十三年（455），下迄唐建中三年（782），前后长达320多年。这些砖志包括1912年日本大谷探险队橘瑞超挖获的12方，1915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挖获的18方（带去欧洲的5方，就地埋藏的13方），1930年中（国）瑞（典）西北科学考查团中方成员黄文弼挖获的124方，共和国成立后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者发掘和征集的的有169方（含斯坦因未带走的13方）。此外，散见于各种资料刊布的有21方。这些砖志资料都是著者在长期工作中潜心搜求不断积累起来的。这次编入本书的有图版的270方，有录文因各种原因而缺少图版的有58方（其中黄文弼第一次刊布时就省略了图版40方），这些资料是20世纪期间搜集吐鲁番出土砖志最为完备的资料，尤其是有相当一部分图版系首次刊布，更属珍贵。这些砖志由于出土延续时间长，刊布极其分散，有的又流失国外，因此将其收集齐备是不容易的；本书著者在搜集通程中竭其所能，有图版的收图版，有录文的收录文。图版有不同版本的，选取其中最清晰者收入。古人在制作砖志时有的涂有泥衣，出土后受到外界环境影响，极易龟裂起甲、脱落残损；有的在出土前遭到水浸，字迹模糊；有的在发掘时就已断残，一旦龟裂模糊、脱落残坏，砖面文字就无法保留或辨认。因此，收入本书喜的这些砖志，有的限于当时拍摄修件，尽管图版不够清晰，文字也有缺损，但是在无法取代它们的情况下，这些资料都是古人遗留下来的原始遗物的展现，是十分难得的珍贵资料。

学术研究是天下之公器，是科导家辛勤劳动的结晶，总是在继往开来中不断发展。本书砖志的释文和注释，本着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原则，充分注意吸收前人和今人研究刊布的重要成果，不主一家之言，不搞门户之见，凡是能够给人以启迪思考的见解，尽量予以采入，对其重要分歧也酌予注出，当然也有著者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力图客观展示一个世纪中吐鲁番出土砖志的研究情况和成果。

本书以砖志主人死葬时间先后编排，不以埋葬墓地篇限。大凉政权承平纪年和麴氏高昌王朝纪年，以现代学者研究的最新成果排定。唐代砖志以例行纪年年代编入。为便于读者查阅砖志统出土、刊布与研究的基本情况，书中“注释”部分设有对该方砖志的“征引文献论著题录”，书后附有“吐鲁番出土砖志检索表”和“吐鲁番出土砖志文献论著要目”以供参考。为便于读者全面了解和研究砖志的发展情况，书后附录了与砖志有关的吐鲁番出土随葬衣物疏，供读者深入研讨参考。

值此新世纪之初，编撰并出版这样一部集成式、阶段性、富有生命力的科研著作，我们认为无论对于学术界还是出版界，都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