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活跃于1930年代电通影片公司，一直被中国电影史“大写”为左翼电影的新阵地；作为电影音乐之一的《义勇军进行曲》更是在多年以后成为新中国的国歌。然而，这家命运多舛的公司只留下了四部影片和不足两年的苍茫历程，有关它的诞生与消亡，以及诸多电影人的鲜活经历，却晦暗不清地隐藏于历史的褶皱当中。

本书以电影人的命运为切入点，通过对史料的爬梳剔抉，将电通影片公司的历史面相打捞出水面，让历史现场得以逐一再现，为重新发现与认识历史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内容摘录：

虽然身处左翼主导的电通公司，袁牧之在精神上一直保持着对艺术独立性和创造性的投入。在本应书写悲苦的时代，他却用自己认同的艺术表明个人的主张，尽管取材上与左翼的肌理有暗合之处，但不协调也显而易见。

许幸之既无意于繁华与绚烂，也是纠葛与是非的逃避者，在这些俗事面前，退守自我的领地似乎更为妥帖，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避世主义者，在民族危难的年代，甚至恰恰相反。

在大时代当中，唐纳一直不是个融入者，而更像是一个有积极倾向，但又徘徊在边缘的看客；而过多的艳史传闻和被媒体过度明星化了的渲染，又使得他不容易被轻易地接受或认同。

反观陈波儿的人生历程，影剧明星不过是她人生当中的一个角色而已。相比而言，新女性的代言形象，她似乎演得更为“投入”，也更为积极。

王莹在处世方面是很有些文艺腔和洁癖的，她厌烦染缸一般的文艺圈，厌倦各种派系和阵营的倾轧与争斗，厌弃人事网络的繁杂与纠葛。在她看来，一个人在任何情况下，保持自身的清白和一尘不染才是最重要的。

在一个男革命者远多于女革命者的年代，像蓝苹这样的女子，既懂得艺术，充满了进步思想，在行为上又常常一反传统女性的常态，必定是可以成为罕物的，也必定是可爱且值得爱的。

以应云卫的作品开场，对在左翼背景下转型的电通公司而言，不失为稳妥之举，因为应云卫并不属于被当局过分关注的激进派，他在当局眼中，“买办”和“玩票”的特征更为浓郁；而对应云卫，这又是一个不小的人情。

有关司徒慧敏的回忆文字，常常与“可亲可敬”和“小心翼翼”这样的字眼有关。对司徒慧敏而言，如果没有“电通”，也就无法完成他的人生转型，他的一生很可能被定格在一个技术角色里。

初见孙师毅那天，唐瑜和潘汉年在一起，孙师毅在和潘打招呼时瞟了唐一眼，“那是一双很妩媚的眼，却带着一丝凶光”。结识后，唐瑜被孙师毅请到了一品香旅馆的大烟榻上。唐瑜跟着孙不停地抄写，填写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