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非出身于艺术之家。

可以说，我的家人的人生之路都很普通。

我的外公是位奶牛场的农民，我的爷爷是位家具推销员。外婆和奶奶都是家庭主妇，她们的母亲、姐妹以及姑妈也都是家庭主妇。

我的父亲是位工程师，母亲是位护士。虽然他俩都赶上了嬉皮士时代，但是两人却从没踏上过一次嬉皮士之路。对于他们而言，这种生活方式过于开放。20世纪60年代，父亲是在大学和军队中度过的;母亲则在护士学校上学，她一边在医院里上夜班，一边本本分分地存钱。结婚之后，父亲在一家化学制剂公司找了份工作，一干就是30年。母亲做的是兼职工作，还成为当地教会的一位活跃的成员，不仅在学校董事会任职，还在图书馆做义工并且去上门拜访老人和行动不便的人士。

他们二人都很有责任心。他们遵纪纳税、老实可靠，还为里根的总统选举投了两次票呢!

然而，我的叛逆都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

因为，除了做一名优秀公民，在个人生活方面，我父母的态度可谓“肆无忌惮、随心所欲”。我父亲不甘心只做一名化学工程师，他还想栽种圣诞树。1973年，他将这个想法付诸了实践——他把家搬到一座农场里，清理出一些土地，播下一些秧苗，然后开始了他的计划。他并没有为了追逐梦想而把正业辞掉，而是把梦想融入日常生活之中。他还想养山羊，便买了几头山羊，放在福特斑马车的后座上拉了回来。他有养山羊的经验吗?没有，但他却觉得自己能摸索出一些门道来。之后，他又对养蜂产生了兴趣，于是弄了些蜜蜂回来。35年过去了，当时买的蜂箱至今还留存着。

如果父亲对什么事情产生兴趣，那么他便会投身进去。他对自己的能力有着笃定的自信。当他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这种情况很少见，因为他对物质的需求就跟流浪汉差不多)，他就会自己动手去做、去修或是拼装，而且通常都不去看说明书，也不向专家咨询。我父亲从不把说明书和专家当作权威，对他来说，学历、建筑许可证、“禁止穿行”指示牌等都是现代文明中的花哨细节，都是他不以为然的东西。(父亲教育我，扎帐篷最好的地方永远是那些标着“禁止露营”的地点，这条建议的好坏我们暂且不论。)

我的父亲不喜欢让别人告诉他应该怎样做，他那个人化的抗争精神是如此强烈，常常让人哭笑不得。在军队的时候，他的长官曾经命令他做一只意见箱放在餐厅。父亲尽职尽责地把箱子做好后，钉在墙上，然后自己提笔写了第一封建议函，扔进了投信口中。他在信上写道：“我建议把意见箱摘掉。”

从很多方面来说，我的父亲都算是一个怪人，而且他那强烈反对权威的天性有时简直接近病态……即便如此，我仍觉得他是个挺酷的人，即便当年他坐在那辆载满山羊的福特斑马车上满城跑时，也是如此。我知道，他在走自己的路。直觉告诉我，这样的做派标志着他是一个有趣的人。当时的我没有找到合适的词来形容他的所作所为，但现在我发现，他所实践的其实就是创意生活。

我喜欢这种生活方式。

在规划我自己的生活时，我也会借鉴父亲的生活方式。这并不意味着我要步父亲的后尘，但父亲鼓励我按照自己的喜好来铺设我的人生路。另外，就像我父亲一样，我也不喜欢别人对我的生活指手画脚。虽然我一点儿也不咄咄逼人，但内心很倔强。在面对创意生活时，这股倔强便能派上用场了。

说到我的母亲，她显得比父亲更有教养。她的头发永远整整齐齐，永远将厨房打扫得一尘不染，总是友善待人。你可不要因此而低估了她，因为她有着铁一般的意志以及无限的才能。她坚信，只要是家人需要的东西，她都能去建造、播种、种植、编织、修理、缝补、绘制，或是用纸剪出来。比如，我们的头发是她理的，我们的面包是她烤的，我们的蔬菜是她种植、收割、储存的，我们的衣服是她编织的，我们的山羊崽是由她接生的，我们的鸡肉是她做成晚餐端上桌的，起居室的墙纸是她亲自粘贴的，我们的钢琴是她调的音(钢琴是她花了50美元从当地教堂买到的)，我们的伤口是她包扎的(省得我们跑到医院去就诊)。她对每个人都报以甜美的微笑，永远是一副平易近人的样子。但是，她在打造自己的世界时却是随心所欲的。

我之所以萌生成为一位作家(至少我想试一试)的想法，正是由于父母这种低调且我行我素的风格所致。父母从未对我的作家梦表达过任何担忧——如果有顾虑，他们也会把话放在心里。说实话，我真的不认为他们为此担心过，因为他们相信我能好好照顾自己，这就是他们教给我的本领。(总之，我家的黄金准则是：如果你能养活自己，又不会给别人添麻烦，那你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过想过的生活。)

或许是因为父母很少为我担心吧，我对自己也没怎么担心过。

我从没有想过要向权威人士寻求成为作家的建议，我也从未看到家里有谁为了什么事而去寻求别人的许可。

我的父母都是直接行动派。

因此，我也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我选择直接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