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跟着高明的老师学习，对吗?

高明的老师无处不在——图书馆的书架、博物馆的墙壁、几十年前制作的录音录影，这些都是它们的寓所。你甚至可以从故去的老师身上得到高水平的教育。比如，在情节设计和人物刻画方面，没有哪位作家能像查尔斯·狄更斯那样让我获益良多。毋庸赘言，我从没有在上班时间和他讨论过这些问题。为了从狄更斯身上学到东西，我只是倾注了数年的时间，像研读《圣经》一样钻研着他的小说，并像着了魔似的在私下里练笔罢了。

从一定层面来讲，有志成为作家的人都是幸运的，因为写作向来是一件私密(而且成本不高)的事。我不得不承认，其他种类的创意事业更复杂一些，牵扯的费用也可能会高出很多。比如说，如果你想成为一名职业歌剧歌手或是古典大提琴手，那么有专人督导的严苛培训或许就是必要的。几个世纪以来，很多人都在音乐、舞蹈或美术学院进修。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杰出的创作者从这些院校中脱颖而出。与此同时，也有许多杰出的创作者并没能崭露头角;许多才华横溢的年轻人虽然接受了全套优质的教育，却未能把所学的知识付诸实践。

最重要的是，无论你的老师多么杰出，无论你的学校有多么出名，最终，你的作品都需要你自己去完成。总有一天，你会离开学校、老师，独自走向社会。未来的路，就要完全靠你自己了。

“一切都要靠自己”——你越早接受这个理念，你就会越早受益。

20多岁的时候，我并没有在学校里学习写作，而是在一家餐厅里找了一份服务员的工作。

之后，我又成为一名调酒师。我也做过私人教师、牧场帮工、厨师、教师、跳蚤市场摊主以及书店店员等工作。我住在廉价的公寓里，穿着从二手店淘来的衣服，也没有汽车。我尽可能地把工作安排得满满当当，把每一分钱都存下来，然后通过短期旅行积攒人生经验。我想认识新朋友，想听听他们的故事。大家都说，作家应该写他们熟知的东西，但我知道自己的人生阅历太浅，因此，我便主动收集各种素材。在餐厅工作是个收集素材的绝佳机会，在这里，我每天都能接触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客人;而且，我在背包里放了两个笔记本，一本用来记录顾客点的菜，一本用来记录顾客的谈话。酒吧的工作就更棒了，因为这里的顾客常常会喝得微醺，他们说起话来就更加直接了。(我在做调酒师的时候认识到，每个人都有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而且每个人都有分享自己的故事的欲望。)

我将自己的文学作品寄给了几家出版社，得到的却是一封封退稿信。虽然屡次被拒，但我依然没有放弃写作。我在卧室、火车站、楼梯、图书馆、公园以及朋友、男友、亲戚家打磨着自己写的短篇故事。我不断地给各家出版社寄送着自己的作品，却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拒绝。

我不喜欢退稿信。然而，我选择了从长计议：我的目标就是做一个作家，这没有商量的余地。(我的家人都有长寿基因，我的祖母已经102岁了!因此，我认为从20多岁就开始担心时间不够用，未免是杞人忧天。)因此，编辑们大可随意地拒绝我，我是不会退出舞台的!每当接到退稿信的时候，我便会让我的自我意识对假想的发信者大声说：“你能把我吓跑吗?我还有80年的时间跟你慢慢磨呢!拒绝我的人当中，有的人还没出生呢!我就打算坚持这么长的时间!”

之后，我便把信收起来，继续工作。

而且，我决定以佯装参与一场盛大的宇宙网球赛的形式来玩这场退稿信游戏：如果有人给我寄来一封退稿信，我会将信直接击回球网的另一边，在当天下午再寄出一份投稿。我的策略是：你把球打给我，我便会把这个球直接打到宇宙中去。

我知道我必须这么做，因为没有人会帮我发表作品。我没有支持者、没有经纪人、没有赞助人，也没有什么人脉。我不认识任何一个在出版社工作的人，甚至连上班族也不认识几个。我知道，没有人会敲响我家的门对我说：“我们了解到，这里住着一位才华过人但从未发表过任何作品的年轻作家，我们希望能助她一臂之力。”这不可能，我只能自卖自夸，我必须一遍又一遍地自卖自夸。仿佛有一群没有面目和名字的护卫守护着那扇我不懈攻打的大门，我曾清楚地感觉到，自己或许永远无法攻破他们的抵抗了，他们或许永远不会向我屈服了，他们或许永远不会让我进入那扇大门了，我的作品或许永无出头之日了。

但这一切并不重要。

我是绝对不会因为作品“没有出头之日”而停止写作，我写作的目的并不是名利。我明白，来自外部的认可并不能带给我回报。为作品苦心思索的过程中产生的欢乐，以及选择了一条路并虔诚地走下去的自我觉知，这才是回报。如果未来我的作品能为我带来收入，这当然很好，但是，获得好的生活的方式有许多种，我也做过许多尝试，日子总还过得去。

我很快乐。虽然我只是个无名之辈，但我的内心是富足的。

我将赚的钱存起来，四处旅游，并将见闻记录下来。我参观了墨西哥金字塔，把所见所闻记录下来;我乘坐大巴车穿越了新泽西州的郊区，把所见所闻记录下来;我去了东欧，把所见所闻记录下来;我参加了各种各样的派对，把所见所闻记录下来;我在怀俄明州的农场做过试用厨师，也把所见所闻记录下来。

20多岁时，我和几位同样有作家梦的朋友一起开办了个工作坊。在那几年里，我们每月都会聚两次，并认真研读彼此的作品。我们将这个工作坊命名为“胖孩子”(起名的具体原因已经不得而知了)。在我们看来，它简直是世界上最完美的文学工作坊。每个成员都是经过精心筛选的志同道合者，践踏他人梦想的人和恃强凌弱者都会被剔除在外。我们互相监督写作的截稿日期，并相互鼓励，将作品寄给出版社。我们了解彼此的心声与烦恼，也会帮助彼此克服根深蒂固的弱点。我们在一起分享比萨，一起开怀大笑。

“胖孩子”工作坊既有成果又能带给我们灵感与快乐，这是一个可以放心展现创意和脆弱以及进行探索的地方，并且一分钱的费用也不收。(当然了，比萨还是要付钱的。现在，你们知道我的用意了吧?我是说，亲爱的读者们，这种活动你们自己也可以组织!)

我在意大利有一位做独立电影人的朋友，他的偶像是德国的伟大导演维尔纳·赫佐格。多年前，年轻气盛的他曾给赫佐格写过一封信。这位朋友在信中尽吐心事，对赫佐格倾诉自己的工作发展得多么不顺利，抱怨没有人喜欢他的电影，还吐槽人心冷漠、物价飞涨、艺术项目都得不到资金赞助、大众口味堕落得既低俗又商业等制作电影的难处……

然而，如果我的朋友是在寻求同情的话，那他可算找错地方了。(话说回来，为何竟有人妄想从维尔纳·赫佐格那里寻求一个可以靠着哭泣的温暖的肩膀，我真是想不通。)结果，赫佐格用激烈而挑衅的言辞给我的朋友回了信，内容大概是：

“别再叫苦不迭了，你要成为艺术家，这可不是其他人的过错。这个世界上的人没有责任去欣赏你制作的电影，也更没有义务为了你的梦想而掏钱。没人想听你抱怨。如果现实真把你逼到这份儿上，你就去偷一台摄像机吧!别再抱怨了，你还是把注意力放在工作上吧。”

(我刚刚意识到，维尔纳·赫佐格在这个故事中扮演的其实是我母亲所扮演的角色。真是太神奇了!)

我的朋友把这封信裱了起来，并且端端正正地把它挂在他的办公桌上方。赫佐格看似在斥责我的朋友，但他这样做，其实是在试着解开我朋友身上的枷锁。我觉得，能让别人知道他们有能力靠自己取得成就、这世界并不亏欠他们，他们也并不像自己所想象的那样孱弱无力，这本是一件展现人类大爱的高尚之举。

这样的提醒看似生硬，很少有人会对我们耳提面命，但是说到底，这其实就是自我尊重的问题。鼓励他人在进行大胆创新时也挑战自己的自尊心，这样的举动是值得称道的。

换句话说，这封信的实质是什么呢?

这封信，其实就是颁发给我的朋友的许可证。

之后，他果然重新投入工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