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上的事情》是苇岸生前出版的惟一的一部著作。这是一部启示录，也是一部赞美诗。在这里面，世界上的众多生命互相照耀，那么光辉，那么温暖，那么美好。

一平同苇岸一样，都写得很少，迄今为止，也只是出版过一个集子《身后的田野》。它的出版，并未引起评论界的注意，那命运，简直比《大地上的事情》还要寂寞。但是，无庸置疑，两位作者是当今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他们天生仁爱，而这样一份情怀，并不曾因为过早穿越恐怖和仇杀的文革时代而有所损害，反而因此变得更为广大，更为柔韧，应当算是一种奇迹，在同时代人中是罕见的。不同的是，一平具有更强烈的历史感和悲剧感，他更深地陷入现实关系的网罗之中，同文明一起受难。如果说苇岸是一片朝暾的原野，那么对一平来说，他的世界是明显地被分成两半的：眼前风和日暖，而身后的田野，正值暴风雨前的黄昏。

苇岸和一平有着同一的起点，就是对大自然的热爱。这是一种纯洁的爱。一平特别喜欢树木，他赞颂大自然道：“没有了树林就没有了自然的气息，大地失去了朋友”：“树木、大地的绿色祈祷，它更新人所有的不幸和苦难”：“人最终属于云影和森林、树木、河流、明朗的天空，属于大自然。只有自然，是他生命的惟一的真实的故乡”。

这些语言，都是十分接近苇岸的。但是，一平进一步说：“有没有树木是绝不相同的，不知中国何时即没有了树林，中国人何以习惯了没有树林的生活。”这就把两个人区别开来了。因为对苇岸来说，树就是树，人就是人，树和人处在同一地平线上；而一平的这种“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的乱世感，则分明把人推向思考的中心位置。可以再读一平描写车过西伯利亚的一段话：“一生能穿越这样辽阔的原野是幸运。这是世界留给人类最辽阔的，为森林所覆盖，没被触动的原野。

它代表大自然亘古绵延，安详而又雄阔的生命。俄罗斯伟大辽阔的原野，进入你的视觉、记忆、生命，覆盖了许许多多的琐碎的怀思和痛苦，以至我们一生的经历都变得无足轻重。”渺小的生命，琐碎的思虑，对苇岸来说肯定不是无足轻重的。当然，一平也不是那类可以忽略生命个体的英雄；在他的情感世界中，同样有着柔弱的成份，但是在他那里，常常无法移开人类作为类存在的覆盖。这种覆盖是属于历史的，有时间的沉重感，与苇岸的共时性的生物共同体并不完全一样。

因此，仅从风格学来说，苇岸是安详的，而一平则是“安详而又雄阔”，

多出了一种穿越人类苦难的沉积物的气魄。

当一平把生命引向文明，由另一条与人类的自然繁衍相平衡，却又纷繁复杂得多的道路进入历史，他就无法回避苦难，无法回避各种动荡的情感的冲击，无法回避责任。对于文明的力量，他始终抱有一种信仰，说：“文明并不是天外的神赐，它正是人类在荒芜和野蛮的蹂躏中所产生的生命本质的生长力量。如果我们熟悉《圣经》，熟悉释迦牟尼，熟悉孔子和庄子，这一真理就是显而易见的。”又说：

“正是在欺凌与侵犯、压迫与蔑视、侮辱与屠杀、混乱与无耻中，文明才闪烁出神圣而不可企及的光芒，才照射众人，才有其强大的生命，成为人类共同的希冀和原则。我们不对文明抱有幻想，但我们要以文明对抗一切专横、贪婪、罪恶和野蛮。”他像注重生命的发展一样注重文明的变迁，因此是尊重传统的。对于一个在相当广泛的问题上持西方观念的人，竟然与东方民族传统并行不悖，这是因为：他重视的惟是各种宗教，文化，思想的原始部分，并善于把其中的爱，善意，自由，正义，和平，这些永恒的元素抽取出来，归于“人道”——人的最高原则——所统摄。因此，他常常撇开古老的历史和哲学问题，而直接面对文明的当代处境。他反对以强力来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价值，反对政治对文化和文明的入侵，奴役和破坏。他认为，人类的现时对过去和未来负有责任，因此，必须保证文明在不受任何强制的情况下，实现自身的运动及调整。惟有文明，“是人类为必需的冒险所偿付的代价之外的，为自身的延续所保存的一份可靠资本”。但是，恰恰在现代，文明处于悲惨而严重的危机之中，处于权力与商业的双重的困惑之中，不仅失去了方向，而且正在失去它的根基。一平表示说，正是为此，他才如此关心文明的命运。

“半个世界崩溃了，半个世界的铁幕、权力和统治，人类面临新的变革和混乱，从古希腊到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到十月革命，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到‘文革’，从纽约到巴黎、莫斯科、北京……这一切都需要重新思考。”思考的范围如此宽广，其核心，是对于人类精神困境的提问，对于人类充满道德感的理想及其在历史和现实中的非道德实现这一悖论的提问。二十世纪是一个革命的世纪。一平在关于俄罗斯的几篇文章中，着重思考并阐释了有关革命的问题。在《庞大的莫斯科》一文中，他对法国革命之父卢梭和俄国的精神领袖之一、激进思想的代表车尔尼雪夫斯基作了比较，他坦承难以接受卢梭的猥琐和无赖气，而敬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人格。但是，他指出，卢梭正是由于他的无赖性，使思想更为彻底，更富于人性，代表了真正的自由精神，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自由则掩盖着某种专制。作为圣徒的革命者的本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人格理想，影响了俄国一代革命者，包括列宁，滋长了俄国未来的极端精神。所以，“在卢梭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之间，人类更应该选择卢梭”。这是一个富于启示意义的结论，是一平对从法国大革命以来的人类二百年历史的一个痛切的概括。关于革命，他写道： “革命是一个强制自己，通过强制自己而强迫外部世界的过程。它的圣洁和他的残酷是同等的。”“革命，巨大的理想，巨大的灾难。”但是，人类历史的残酷性是不必遮掩也无法回避的，重要的是通过较量，能选择一种较好的文明。从古希腊罗马到今天的美利坚，辉煌之下都一样有过流血的历史，我们只能正视它，承认它，在这一事实中创建未来。“俄国的失败，终结是它的生命、生活、精神方式的失败”。对此，一平将莫斯科作为二十世纪俄国革命的一个象征：“宏伟而气派，但是它缺少优美、华丽、人情味”，“它不适于生活”，“它过于严肃、笨拙，过于富有统治感”。他进一步阐释说：“什么也不能超越人们对生活的要求。莫斯科还不懂这些，或者说它还不具有真正的力量完成这些。它以粗暴的方式蛮横地聚积力量——专权、强制、恐怖、集体化，其对人民的掠夺和强制超越了人性的可能，窒息了民族的活力和创造。征服并不是仅仅依靠力量就能完成的，在种族竞争的后面潜藏着人类——人性对文明的选择。只有那种对于人性相对完整、恰当的文明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这也就是人类这个大种族以它的残酷和鲜血所换取的果实吧。俄国最终放弃了自己，这是人类今天的选择。”这是在苏东事变之后，作者写下的一段话，庄严而充满感慨。在他看来，革命是必然的，但是，生活永远高于革命。在结束俄罗斯之行时，他以一种世纪的温情祝福道：“生活吧，它比一切更有道理。大树的枝杈垂过我的肩顶，晚风吹过空阔的城阙。望着熠熠的灯火，我不禁说：人啊，我爱你们。”

密茨凯维支的《先人祭》：“民族中的民族/苦难中的苦难。”

一平特别关注本世纪苦难最为深重的民族：犹太人和波兰人。在《去奥斯威辛》一文中，他详细地记叙了在这个著名的纳粹集中营里所见的屠杀犹太人的遗迹：铁丝网，岗楼，伸入营内的铁轨，犯人劳动使用的木车，铁锹，策划潜逃的居处，画在墙壁上的图案，牙刷做的工艺品，许许多多刻画在砖墙和木板上的名字……文中说：“在人类血腥的历史中，奥斯维辛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不可思议的事情。它不过是那部历史的一个刹那的特写。即使今天，这些事情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只不过它隐散于纷乱的人类，没有集中罢了；或者它以其他的形式出现，饰以堂皇的名词。”作者是以一个中国人的惨痛的经验，重新体验这一段异国的历史的。大约也正是为此，波兰在二次大战中所承受的文明悲剧，以及在为文明偿付巨大的代价时所表现出来的高傲的自尊、不屈的反抗，其绝美有如“王权匣柜上的一只晶澈的玻璃器皿”的精神，教他深为感动。他承认，在二十世纪中，中国和波兰的命运是相似的，而他个人的经历，也和波兰被欺凌的历史属于相同的情结。波兰的精神的高贵，不仅仅在于来自脆弱的傲慢，还因为它永远崇奉“人的原则”，任何主义、思想、未来、各种伟大的天才和目的所不能逾越的原则。在整个欧洲文明崩溃于两次大战和奥斯维辛的时候，它坚持了人对“人”的信念；它懂得尊重失败，尊重死亡，总是在设法弥合和补救已经破碎的信念。对于奥斯维辛，它保留了犹太人乃至整个人类被蹂躏，被屠杀，被凌辱的事实，忠实于自己民族的苦难记忆。在《鬼节》一文中，一平还描写了波兰土地上的刻着俄国字母和五角星的座座墓碑，在每方俄国战士的墓前，都有着波兰人摆放的蜡烛和鲜花。俄国人长久以来是波兰人的敌人，是他们的统治者，只是在二战期间，许多俄国战士为解放波兰而牺牲在这里。但是，波兰人铭记着他们。“对死亡的尊重，即是对人，对生命的尊重。”一

平由衷赞叹道，“这真是一种让人起敬的文明，是什么教育了波兰人这种尊贵的情感和精神，为了一种神圣的精神，他们可以忘记自己的屈辱和仇恨。”

当人们摆脱了失败和死亡，面临着胜利、和平和荣誉的时候，文明的状况如何呢？

在《一卷书和斯洛伐克之行》里面，一平说了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他从一位波兰女教师手中把一本沈从文的小说集拿过来，向波兰学生介绍了其中的一篇《丈夫》，想不到学生临到结束时均感诧异，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要哭，甚至判定说“中国人喜欢哭”，乃至哈哈大笑起来。这是关于 “人”的故事。由此，作者想到了生活的残酷——人性的被剥夺和被羞辱。“好运带来的最大害处就是遗忘。”他深信，由于学生不曾经过二战和奥斯维辛，因此不仅不会懂得沈从文，也不会懂得本民族的密茨凯维支和莱蒙特。在这个时代，人的意义就在快乐和富裕，它是以人对“人”的忽视和放弃为代价的，很难说是“进步”。他深觉，民族与民族间，人与人之间，不同的文明失去了交流的可能性，界限清晰，只剩下一个立足点，无法向任何空间伸展。

文章最后写到阳光，晴空，雪山，苍鹰，岩壁和松林，说“大自然本身是一座神庙”，显然是关于人类和平交流的一个象征。当作者把书还给了女教师，这时文章说，“我看到它变成一堆零散的字词纷纷掉落。”心灵的交流是有障碍的，难以沟通的；但是，也正是在这里，表现了作者对于 “人”的信念的执着。

一平对文化和文明的关怀，最后都落到中国，众多同时代人的境遇中去。在参观奥斯维辛的过程中，他就深感到了某种历史命运的关联。他在文章中写道：“不知道过去有没有中国人到过奥斯维辛。我

在签名册上没有发现他们的名字。如果他们到过，他们如何感受？雨

已经停了，布热金空旷的土地带着晦暗的寒意，不明不暗的日头隐于云后，那是一丝光明。走出一座营房，走进一座营房…… 它的木架床、火墙……我似乎感到熟悉。的确，在这里我难以进入欧洲人的命运，而更多地是沉陷于中国的哀痛中。六六年到七六年，我觉得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命运，并不比这里更幸运。”一份历史，一份苦难，一份孤寂，无论作为民族和个人，首先应当有勇气由自身承负。然而事实是，我们都在公开主张回避和遗忘。关于文革十年，作者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正在其中度过，记忆起来比曾经沧海的人物还要怆痛百倍。他说：

“我们没有学到知识和文明，却学习了盲目与否定；没有学到人的尊严与道义，却学习了暴力、诅咒和亵渎，没有学会人类于时间中的法则，对之继承与建设，却学习了破坏和狂妄；我们没有学会人道，却学习了对人的轻蔑和残酷；没有学会人性的丰富和宽容，却学习了阴暗、偏狭和极端；我们没有学会于世立身，却学会现实的谄媚与投机……尊严、爱、人格、品质、仁慈、宽恕、善意、正直、诚实，没有人正面地使用，这些词一度从汉语中消失了。如果一个社会其‘人’的信念、原则、道义、传统、礼仪、方式——文明与文化——均丧失、摧毁，那么这已不是一个‘人’的社会，其成员也必不能作为‘人 ’而生活。他们的恐惧、阴暗、绝望是应该的。今天是昨天给予的惩罚。

人的时间是连续的，每一段都不会白过，而会留下深深的印迹。如果我们对‘人’的文明、文化犯下了那么多罪过，我们又怎么能拒绝它的惩罚呢？”这是控告，是悔罪，是深入的反省；而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在对苦难的个人承当上面。九十年代初，一平在波兰过的鬼节，写下关于异族追悼亡魂活动的文字，有一节当是沉痛的自悼：“一个中国人，我知道他已丧失了他的全部。勉强而留的并不真实。一部历史，一部文明的衰亡消失是自然之事，无数的历史、文明已经消亡得惟有痕迹了——甚至没有。那种文明崩溃毁灭的悲痛惨状无数的人早已经历过，今天，只不过轮到了我们。”他把历史的惨剧归于文明的毁灭，欧洲如此，俄国如此，中国也如此。所以，痛定思痛时，他会认为仅仅批判是不够的，走向否定是悲哀的，整个民族必须从颠覆后的空荡中回到肯定中去，回到正面的建设中去。基于这种理念，他在肯定鲁迅的同时，也指摘鲁迅“欠于具体立论”，像《论语》那样。

他认为，以生存的立论为根据，也即生存的肯定原则，是“人生的第一原则”。革命，批判，斗争，都不是为了将事物导向毁灭。但是，在强调肯定和建设的同时，对否定和对抗的必要性仍然能够表示理解，这就是一平，是他与散布诸如“告别革命”之类的论调的别样的智识者不同的地方。

一平同苇岸一样，是一个圣徒。他们都那么心地开阔而纯净，怀抱爱的信仰，而且尊重所有人的信仰，相信那是“人”的最高的体现。

但是，他又比圣徒多出一种战士般的严峻。他执着地追求生命的独立和自由，拒绝把生存的希望依托身外的世界，也不朝拜圣者，皈依的惟是属于自己的生命的真理，故而不时地燃起反抗暴力和奴役的愤怒的火光。鲁迅说：“能憎，才能爱。”真正的战士，大约很难避免憎恨，因为从战斗之日起，他已经被抛落到狭路之中而别无选择。然而，一平表白说：“有痛苦，有怀念，有愿望，却惟独不想有憎恨。面对生命和大自然，我极愿意自己变得宽和与博大。”他徘徊在圣徒与战士之间，他理解时代的残酷与个人的怯弱，理解生的艰难，相信“在衰朽和败落的土地上，一切生命都是不幸的”，因而不想谴责长久地沉浸在黑暗里从而变得尖刻和仇恨的心。可是，他又害怕心在残酷中变得残酷，失去水分、晴朗和温暖；因为他相信，“清澈的鲜花不为蓄积仇恨的心开放”，这不能不使他因放弃谴责而感到忧伤和不安。

于是，他成了纯粹的诗人。在他的饱含诗意想像力的文字中，我们会不时看到同一个意象：百合花。那是他梦中的“清澈的鲜花”。他写鲁迅，写车尔尼雪夫斯基，写赵一凡和郭路生，写鬼节里的波兰人，写未来到的儿子，他们都有着百合般的圣洁的、真纯的灵魂。直到他笔下的古老的高贵的银杏树，中秋明月，都是百合的影子。文明穿越生命、民族和个人，直抵灵魂的深处散发芳香，犹如百合绽放。“百合花是否注定要在石头中死去？”一平的一生，将长久地为这个问题所困扰。

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在《黑豹》一文中，那头骄傲、美丽、凶猛的巨兽，在关于它的灵魂的倾诉中，同样有着百合花的芳香。如果没有这芳香的诱惑，它不会容忍不了森林中的丑陋，卑贱和贪婪，不会向往远方陌生的大海。实际上，大海并非是永远干净、宁谧的所在，那里会有着比森林更多的恐怖、血腥和罪恶。然而，黑豹并不知道这些，未来于它只是一种憧憬。当它把鳄鱼咬死，撕碎，吞掉之后，便一直奔往大海。等待它的，很可能被大海吞没，或是在海岸边被太阳烧死。然而，无论如何，从此它是再也不会回到原来的那片森林里去了。这是一个关于作者个人的故事，也是人类文明的故事：理想与受难，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爱与恨，承认与反抗，生存与死亡。他不因宿命而否定过程，也不因过程而否认宿命；由是，我们在他的所有文字中，都能听到《黑豹》的旋律：辽阔，明净，渊深，奔突，缠绕。

一段旋律是：“这头凶猛，美丽，带有梦幻的黑豹是不幸的。当它在这里梦想着获得大海的时候，它的命运已经注定了。”

表现这种个人和人类追求的宿命的，突出的还有女作家筱敏。

筱敏和一平都有着宽广的思想视野，相当数量的篇章，颇类文论家说的“宏大叙事”；然而即使如此，他们也都是从个人的视角出发，并非横空出世般的鸟瞰历史，俯视众生。尤其筱敏，不论她的目力远至哪一方时空，最后仍然回到人类个体的渺小，庸常，柔弱，无助中去。对她来说，也许正因为来源于生存困境的切身体验，才产生了反抗的热情和迢遥的梦想。一平无论愤怒或悲哀，都不会达于极端，他的理性是健全的，足以拘系感情，此间有一个宽容、和平的缓冲地带。

节选自：林贤治《五十年： 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