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菜花》以抗日战争时期胶东半岛昆嵛山区的王官庄为背景，以仁义嫂及其一家的际遇为中心线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抗日根据地军民在反扫荡中所进行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鲜明地表现了根据地人民那种英勇不屈的精神，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普通而感人的革命母亲的艺术形象。

作品真实而深刻地揭示了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斗争的复杂性，并在这种复杂的斗争中表现了人民的觉醒和成长，歌颂了革命人民的崇高品质。抗日游击队虽然一下子就结束了汉奸、大地主王唯一对王官庄的统治，成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但斗争并未就此结束，而是更深入、更尖锐地展开了。王唯一之子王竹当了伪军中队长，充当日寇扫荡战中凶恶的刽子手，成为王官庄人民的死对头。而更阴险、也更凶恶的则是王柬芝。他以开明地主身分献地、办学，伪装进步，骗取信任，钻入抗日民主政权内部，但暗中却网罗党羽，从事特务活动。王官庄的几次被扫荡，村干部的被杀，陈政委的被害，都和王柬芝送的情报紧密相关。而他的这些罪恶活动，又与为他所胁迫的无辜的长工王长锁的悲剧性的爱情纠缠在一起，这就使他的阴谋更加难以揭露。在侵略者与汉奸地主这两种势力明明暗暗的勾结下，王官庄人民的抗日斗争就变得更加复杂和残酷。

但是，革命人民没有屈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受了极其严峻的考验，并在斗争的锻鍊中迅速地成长起来，懂得了生命的意义。作品用饱含激情的笔触，细腻地描绘革命人民的成长，赞颂他们那种善良而又不屈的崇高精神。在严酷的斗争中，面临生与死、革命与个人、干部与亲人之间抉择的关头，他们总是以自己的身家性命，来维护党和革命的利益。副村长、共产党员七子因伤未能和乡亲们一起转移，被王柬芝出卖，敌人想活捉他。七子英勇地战斗，宁死不屈的顽强意志，使他把最后一颗手榴弹留给了自己和妻子。敌人设毒计让妇女认亲人以捕杀区干部，花子正向丈夫老起走去，突然发现区委书记姜永泉，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她克服了感情上的矛盾，毅无反顾地走向姜永泉，眼睁睁地看着患难与共的丈夫惨死敌手；而老起明白她的心迹，宣布自己是八路军，以自己的牺牲保全了党的领导。就连被王柬芝胁迫的王长锁和杏莉母亲，也醒悟到“做个好人死了，强似劣人活着”，再也不愿屈辱地生活下去，终于在斗争中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作品所塑造的母亲——仁义嫂的形象，是当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比较完整而丰满的革命母亲的英雄形象，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人物画廊增添了一个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同时，也标志着作品本身的艺术成就。可以看出，作者是怀着无限的深情来塑造母亲的形象的，鲜明地刻画了母亲思想性格的主要特征：慈爱心肠和革命意志。作品把母亲置于王官庄极其严峻复杂的矛盾冲突之中，在公与私、生与死的抉择面前，充分展示她性格中慈爱心肠与革命意志这两个特征，真实地描写了她的觉醒和成长，具体地写出她从一个只知爱自己子女的母亲到爱革命、爱一切革命的子女，勇于为革命奉献一切的革命母亲的性格发展过程，并注意揭示母亲性格发展过程中多方面的矛盾心理，使得母亲的形象血肉丰满，也使得读者清晰地看到了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怎样变为灵魂高尚的革命母亲的过程。当大女儿娟子拿起猎枪参加革命活动时，母亲的一家正处在极端困苦的生活中。大伯一家数口被恶霸地主王唯一害死，丈夫又被逼走，母亲独自拉扯着5个年幼的孩子，娟子是她唯一的帮手，母女相依为命，而且，斗争的环境又是那样的险恶，母亲怎么能不为娟子担惊受怕呢？但是，公审大会和娟子亲手枪毙大仇人王唯一的现实教育了她，“有一种东西，像是一把火从她内心里烧起来”——母亲的革命意识开始苏醒了。面对封建家族的传统压力，她更加认定“娟子是好孩子”，毅然支援娟子干革命工作。敌人烧毁母亲的房子，她咬紧牙根：“这前世的冤，今世的仇，我烂了骨头也要跟你们算清！”这冤仇，不仅是个人的，而且是阶级的，因此，大儿子德强参军时，母亲满意地“点头”。随着斗争的深入，在共产党员革命精神的感召下，她那母亲的慈爱和革命的意志在不断地发展。她从娟子、姜永泉、星梅和八路军战士身上，愈来愈深刻地感受到了革命的力量，认识到革命才是苦难农民的唯一出路。她把对儿女的爱扩大到对每一个革命战士的爱，上升到对革命的爱。当敌人逼她说出兵工厂埋藏机器的地点，并以杀害她的小女儿嫚子相威胁时，为了革命，为了保住兵工厂，她忍受了一切酷刑和巨大的悲痛，眼睁睁地看着心爱的小女儿被敌人残酷杀害。

酷刑，摧毁不了她钢铁一样的革命意志；残杀，只能激起她更强烈的仇恨。这时，母亲的慈爱心肠和革命意志已经升华到了一种崭新的境界。她自觉地为革命工作，直到拿起武器亲手消灭敌人。

母亲的觉醒反映了千百万贫苦农民的觉醒；母亲的成长代表了千百万革命母亲的成长。

《苦菜花》还善于提炼生动而富于特征性的情节，描绘惊心动魄的场面，这对于刻画人物、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都有重要作用。

《苦菜花》的不足之处是，由于对当时斗争的历史背景展示不够广阔，致使作品未能涵纳更为深广的社会历史生活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