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湖南凤凰县人，生于一九０二年。他所出身的家庭，是一个败落的军事官僚家庭。祖父沈洪富，曾做过云南昭通镇守使和云贵总督。这使得沈家在本地占有一席较优越的位置。但是，当沈从文降生到世界前后，正面临着中国近代社会动乱和重大的历史转折，八国联军的入侵，辛亥革命和清王朝的覆灭，以及随后而来的连年军阀混战，走马灯式地迅速更迭着中国社会上层权力的重分配。本来在地方上占有一定地位的沈家，经不起社会动荡的风雨袭击，景象每况愈下。到沈从文十四岁那年，他终因家境衰落，被迫离开学校进入军队，开始了半流浪式的士兵生涯。长达六年的辗转流徙，他走遍了湘、川、黔边境各县和延长千里的沅水流域。这使他得以和农民、士兵、土匪、流氓、船夫、妓女、矿工、铁匠等各种人物接近，看到各式各样的人生形式。他亲眼见到，改朝换代，政权更迭，只不过是一些少数人从权力宝座上跌落，另一些人在混乱中升官发财，而处于多数的下层人民仍旧“用血和泪在同样情形中打发日子”。这种昏天黑地的现实，萌发和滋生着他对一切现存秩序和观念的怀疑。一九二二年左右，五四运动的余波传到湘西，他有机会读到了《创造周刊》、《新潮》、《改造》等刊物，新思潮与耳闻目睹种种情形比证，一面加深了原先的怀疑，一面使他将眼光转向几无所知的湘西以外的世界。他决心摆脱几乎分定要他接受的命运安排，走出湘西，试图“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终于，在二十岁那年，他独自来到了北京，“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完的人生”了。

然而，在人生路上等待着他的，却是贫困、失业和世人的白眼。高小毕业的学历，阻碍了他入大学读书企望的实现。他放弃了寄人篱下的小职员位置，在一个容纳百万市民的北京城开始他贫困的文学青年的生活。一九二四年开始给文学刊物写稿，因与林宰平、徐志摩、郁达夫等人相识，得到他们的支持鼓舞，逐渐成为当时影响极大的《晨报副刊》的主要作者之一。一九二六年底，他到了上海，与胡也频等自筹资金，独立创办《红黑》杂志。后因资金匮乏，《红黑》出至第八期被迫停刊。随后，他先入上海中国公学再去青岛大学任教。一九三三年九月，他接手主编天津《大公报・文艺》。在这期间，《大公报・文艺》由每周一期增加到每周四期，这在报纸的副刊史上是少见的，《大公报・文艺》遂成当时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作家的主要文学阵地之一。抗战爆发后，他取道湘西，经贵州去云南，在西南联大任教八年，直到抗战胜利。之后，他在北京大学担任教学工作，同时主编天津《益世报》、北平《经世报》等报的文艺副刊。全国解放后，沈从文被分配到历史博物馆，改行从事文物研究。一九八０年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

同“五四”以后出现的许多新文学作家一样，沈从文是从“五四”时期确立的民主主义和个性主义这一出发点起步的。一方面，对一切成例与观念的怀疑，使他对新旧军阀和国民党独裁政权有不满，有抗争；一方面，一切要“从实生活里取证”的信条衍生出一种凝固的拒他性。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他没有发生如同鲁迅、郭沫若等人的向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转变，但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方面，却又始终是人民大众的盟友。这种民主主义的基本倾向及这种倾向本身具有的局限性，影响到沈从文小说创作倾向上的基本面貌。

沈从文是从一九二四年开始文学创作的。全国解放后，因工作转换，文学创作基本终止。他的创作活动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是沈从文创作的初期阶段。这一时期的作品大多以军队生活和湘西下层人民生活为题材，奇异的生活经历和湘西社会风俗的如实描写，引起了读者和文坛的注意。虽然这一时期的多为忆往的印象的写实，题材宽泛却不能深入，人物类型众多而面目模糊，情趣诙谐却意旨不深，在艺术上是幼稚和不成熟的，但却给文坛吹进了一股清新气息，使那些在浑浊、枯涩、毫无生气的都市生活里挣扎的人们耳目一新。对作者自己，这一时期的创作，奠定了他后来创作题材与风格发展的基本方向。《连长》、《雪》、《船上岸上》诸篇，可见出这一时期创作的大致轮廓。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０年，是沈从文创作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过渡阶段。这一时期的创作开始逐渐消褪了早期创作单纯印象式的色彩，注意到题材的开拓和人物的刻划。《柏子》、《萧萧》中的主人公，形象就显得生动、丰满。不仅展示了湘西一小角隅下层水手和童养媳独特的生活形态和道德风貌，也写出了他们不只是月复一月（如柏子），而且世代相因（如萧萧）的悲凉人生。并以连续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小说为标志，扩大了在读者中的影响。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八年，是沈从文创作的成熟阶段。这时，他的小说独创的艺术风格已经形成，并表现出对社会人生独具特征的思考和对小说形式多方面的尝试和创新。他的代表作《边城》、长篇《长河》（第一卷）、以及大量风格不同重要的短篇，都是这一时期的产物。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九年，是沈从文创作的后期阶段。这一时期小说数量明显减少。并由于长期寓居云南乡下，孤独与寂寞使他沉浸于对社会人生的内心观照，无论散文或小说，都带有明显的哲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