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建议我写一本给孩子们读的历史地理的书。

给孩子讲一般地理的书很多， 专讲历史地理的书还没有，所以北岛的建议是一个新鲜的想法。但是怎么写，却有些费心思。幸好过去几年， 我曾经为地理杂志写过一些轻松的随笔， 那就顺着这个路子来吧， 可以再轻松一些。

这里需要先介绍一下什么是历史地理学。自打我做了这个专业，就不断有人问：“什么是历史地理？是历史加地理吗？”他们接着感叹：“你又懂历史， 又懂地理，真不容易！”他们讲的不大对， 但我们就从这里开始说起吧。在专业上的说法是：研究历史时期的地理问题， 就是历史地理学， 可以研究历史时期的自然地理， 也可以研究历史时期的人文地理， 在学科属性上， 是地理学。这其实很简单。

不过，“历史加地理”这个直观的说法也不是不能用，要看怎么加，要加得合适。比方说，卫青北征匈奴，这是历史；朔方郡、阴山山脉， 这些是地理， 把它们加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题目：卫青大军北征的路线。这是加得合适。再比如， 唐代幽州城（在今北京）， 是地理；安史之乱， 是历史， 这两者也可以加起来， 说明安禄山起兵的位置。

其实， 许多历史事件都应该把地理加上，加上了， 问题才完整， 才更明白。如果能对历史事件、历史知识都认真地加问一个地理问题， 那是个好习惯。比如读鸿门宴的故事， 可以问， 鸿门在哪里？背《登鹳雀楼》的诗句“白日依山尽， 黄河入海流”， 一定要问，鹳雀楼在哪里？

当然， 有些大历史事件是很复杂的， 那么与其相关联的地理问题也是很复杂的。比如王安石变法， 这个变法不是只在朝堂上做纸上文章， 还要推到社会上去， 于是地理问题就来了。王安石的新法， 有些是要依照地区因地制宜的， 不可能全国都一样。比如方田均税法， 能全面实行的不过是五个地势平缓的路（“路”是当时一种行政管理的区域）， 而均输法也只限于经济发达的东南六路。当时有很多人反对变法， 也从地理上挑剔王安石。比如王安石要利用洪水淤田， 反对派就问：那淤出的土田薄厚不均怎么办？王安石支持把湖水排干扩充田地的办法， 反对派就挖苦讽刺说：那还要另开一个湖泊存水哟！（意思是， 这边把湖水排干得了田地， 那边又把田地淹水变成湖泊， 这不是跟原来一样嘛。）大大小小的地理问题在历史中差不多是无处不在。

再介绍一下地理问题的研究特点。人们常用“地理知识”来理解地理学， 好像地理就是知识。其实， 地理不光是知识。地理这个词中还有一个“理”字， 地理还要讲道理。什么是地理中的道理？这是很复杂的问题，但有一条很重要， 简单说， 就是能判断地利与地不利。诸葛亮与马谡虽然都有关于街亭的地理知识， 但对地利的判断不一样，结果大为不同。

另外， 地利是复杂的， 不是永恒不变的。比如：西汉的首都长安在关中， 东汉却把首都改在了洛阳。当初刘邦也想把首都放在洛阳，但是张良把关中的地利一说，刘邦就变卦了。可刘秀为什么就不认同当年张良说的地利了呢？而到了隋朝、唐朝， 又把首都放在了长安。他们变来变去的原因是什么？要把这个地理问题讲明白，就不是几句话的事情了。

最后再说一点， 地理的问题都在地上吗？回答：地理的问题离不开地， 但不是都在地上， 还有一部分在人的脑子里。例如“街亭军事地理”这个问题， 一部分是街亭的地貌地形， 而另一部分， 而且是更关键的部分，是在诸葛亮与马谡的脑子里。再举一个例子，修建城市，中国人喜欢修成方形的， 可欧洲历史上的大城市却没有方的， 这里面的原因不在地上， 也不是技术问题， 而是思想问题。欧洲人一般不认为城市应该有一个整齐的轮廓， 即使要有， 也不是方的， 而是圆的， 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想主义者们， 就设计过圆形城市。而古代中国人相信天圆地方， 只有修建代表天的建筑时， 才采用圆的形状，比如北京的天坛。

简单说， 大地之上、环境之中的事物形形色色， 是地理素材，须要由人脑提炼成系统的知识，再用知识总结出道理。人脑在这个过程中是要费一番气力的。在地理学研究中，关注人脑这个部分的，属于地理学思想研究。

这本书里的内容， 是历史地理知识与道理（包括思想）的结合， 为的是帮助读者从历史的角度认识我们脚下的这片大地， 以及祖先与这片大地的关系。哪些是知识， 哪些是道理， 怎样用知识安排出道理， 希望读者判断。如果能够把我说的东西加以修正、延伸、提高， 那就更好了。

这本书的编写工作， 不是我一个人做的， 地图是由刘梅、吴艳辉、刘晶、赵欣帮助编绘的，孙伟忠、汪家明、秦岭提供了一些珍贵的照片， 老朋友周尚意、李心宇、辛德勇也来帮忙。没有他们的协作， 这本书是出不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