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郑注版本以南宋抚州本为最善，有《古逸丛书三编》影印本。越刊八行本之经注文本可与此媲美，而远胜于余仁仲本、岳本以下诸本。《礼记正义》版本以南宋刊单疏本最属珍贵，收录于《四部丛刊三编》，而仅存八卷。越刊八行本之版本价值仅次于单疏，且具备全书七十卷。可见如今学者欲研习《礼记》郑注，阅读《礼记正义》，当以越刊八行本为最善本。潘明训旧藏越刊八行本，上世纪二十年代有影印本及影刻本，影刻本至九十年代又有重印，但如今已不易购。日本足利学校数百年来一直典藏一部越刊八行本，虽缺八卷，印制时间颇早，较之潘明训旧藏本，补版甚少，价值更高。本书对照影印潘氏本与足利本，极便校对。通过比对，读者可以直接观察、理解宋版经过补修，增加挖改、换版，文本逐渐失真的过程。毋庸争议，本书就是《礼记》郑注、《礼记正义》的最佳版本，可以作为标准，同时会为读者理解版本提供一个历史的视角，有很高的文献学价值。

乾隆年间，学者之间流传一种惠栋校宋本《礼记注疏》，同时从日本传来《七经孟子考文》，都记录了越刊八行本《礼记正义》的异文情况。阮元《校勘记》的优势，主要依赖这两种校记，而阮元他们无缘得见越刊八行本原书，所以未能妥善解释两种校记偶有不符的情况。今经考论，基本认定潘明训旧藏本就是当年惠栋所见，至于足利学校藏本即《七经孟子考文》所据，自不待辨论。本书对照影印潘氏本与足利本，等于将惠栋校本与《七经孟子考文》的底本直接拿出来供读者检查。利用本书，我们可以轻松解决阮元当年的疑惑，还能推论南宋前期原版原貌，不能不令人振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