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文钦先生的专著《广东十三行与早期中西关系》，由一系列专题研究整合而成，凝聚着多年潜研的心得。既有集腋之劳，又有成裘之功。作为一名同事和同乡，对文钦先生在这项中年硕果表现出来的独创性和会通性，我不仅赞赏和企羡，而且，也是津津乐道的。于是乎，便责无旁贷地扮演起撰序的角色。

岭南学人对广东十三行的研究，起步甚早。七十多年前，番禺梁嘉彬先生已写下奠基性的著作。尽管蜚声学界，可惜继者寥寥。究其原因，也许是由于行商史犹如遗民史和红妆史一样，在高唱战歌的“史学革命，中，是难免被打入冷宫的。所幸文钦先生早岁师从戴裔煊教授，研治澳门史，深知行商制度对广州口岸的重要性经过言传身教和潜移默化，在他身上终于留下不怕“冷”的师门烙印：甘于坐冷板凳，敢于钻冷课题，善于作冷处理。近十余年，他不仅辑录和笺注过明清时代的澳门诗，还点校过大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从而，扩大了行商研究的史料基础，并拓展了研究领域。综合与分析并重，本书论述的“商欠”问题和对潘氏伍氏的分行研究，足以为证。所有这些，说明章文钦先生不愧为广东十三行学术史上的后起之秀。梁嘉彬前辈如果地下有知，相信也会乐于“沙弥说法沙门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