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文章选本，根据现有的记载，当以西晋杜预的《善文》为最早。但此书久已散佚，从《史记·李斯列传》《集解》说到佚名的《遗章邯书》“在《善文》中”看来，则此书所选作品，上包秦楚之际，它是否还选录了战国或更早的作品，已无从考知。现今尚存的总集，则以梁萧统的《文选》为最早。《文选》所收的作品，不但有赋、有文，而且有诗，实际上包括了当时所有的文体。就《文选》所收的作品而论，辞赋虽上采屈宋，而散文则基本上自秦李斯的《谏逐客书》开始，其中唯一的一篇先秦文章是托名于孔子弟子卜子夏的《诗大序》，其实据现代多数学者研究，大抵认为此文是汉代人的作品。因此我们至少可以说，编选汉魏六朝文的工作，实际上从杜预已开始，中经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李充的《翰林论》，至《文选》的出现已经有了二百多年的历史。所以一般地说，收入《文选》的文章，在文学成就或文章学价值方面，都有较高的水平。

《文选》采录作品有它的特点，它基本上不收历史来被视为“经”、“史”、“子”三部分典籍的文章。审萧统在《文选序》中早已说明了的。关于他的选录标准，后人颇多非议。尽管这样，后来出现的选本，地大抵遵循着这个传统。例如：清人姚鼐的《古文辞类纂》，虽然对萧统提出过批评，并且从《战国策》和《汉书》等史籍中选录了不少文章。但《战国策》本是战 国游说之士的文章总汇，而姚鼐所选《汉书》中文字，也是收的史书中所载的单篇文章。至于“经”、“史”、“子”三部中有关本旨的篇目，他也没有加以删芟节选。所以总集的功能在于“以防放佚，使零篇残什，并有所归”（近人骆鸿凯《文选学》语），这大约是多数人的共识。

关于历来选本的编纂，虽然所录多为前人之作，但往往能体现出编选者的文学观，这是我们所熟知的。不过，从来的编选者都不可能任意决定他的文学观和选录标准。因为任何人的文学思想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吸取和改造前人学说的基础上形成的。具体到总集的编选来说，编选者对前人众多的作品究竟选录哪些?不选录哪些?这虽然由他的文学观来决定，但他的文学观本身却无法完全摆脱传统的影响。早在他文学观形成之前，他已从接受传统的过程中形成了某一类作品是好的，某一类是较差的；某些作品是名篇，某些则不是的想法。这种想法，有时在并无系统的文学观，甚至并不从事文学工作的人头脑中也会不自觉地存在着。例如：当我们提到古典诗歌时就想到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等人为伟大的典范；提到散文时就想到左丘明、司马迁、韩愈、柳宗元为杰出的代表。这些想法从唐宋元明清一直到今天，差不多都有类似的看法。不管人们的时代、社会地位和个人经历是如何不同，却都有不少共通之处。即使某些人主观上对历史上某些作家的创作倾向不太赞同，但在他们编纂的总集中也会选录其作品，这是出于对传统看法的尊重。如清人王士祯本是标榜“神韵说”，欣赏王维、孟浩然的诗，但在他编的《古诗选》中，也同时选录了李白、杜甫之作。从现存的许多诗文选本看来，其中所录作品往往有一半以上是相同的。这种情况，姑名之曰“传统的积淀”，这是编纂者必然受到的制约条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