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伟是农村生，质朴真诚，文武双全。马杰是北京生，油滑放浪，意淫成性。他们在北京的大学里相逢又相知，结下兄弟般的室友之情。然而杨伟付出极大的努力却命运多舛，马杰的光明前途似乎天定。在他们的身边，以各自不同的家庭背景，演绎着各自不同的人生。他们如何同室、同学、同处，收获各自的学业、职业和爱情？真的幸运者生来即是幸运的，不幸者需要为出身而奋斗么？在这个拼爹的社会里，但愿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不会成为我们心底永远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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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小说创作的缘起，是作家出版社的一次约稿。该社某编辑看到《人民日报》连发三篇关于贫富差距的文章后，约请作者创作一部关于此问题的长篇小说。作者接到约请后，认真研究了文档资料，认为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根源在于“身份制度”。人分三六九等，贴标签，认身份，使得弱者一开始便输在了起跑线上，即小说开头所讲的：“幸运者生来即是幸运的，不幸者需要为重生而奋斗。”由此分析，作者将笔触落在了一个来自农村的大学生身上，期望通过这个农村大学生以大学为媒介的身份转换，来揭示问题的实质。虽然这位编辑后来离开了出版社，但作者还是按此思路坚持写完了这部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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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在探讨尖锐的现实问题时，面对诸多的政策限制，常有无力之感。但作者并没有因而却步，他将改变的诉求称之为主人公的“冥想”，将草根的困境称之为“裸奔”，并以“农村学生会武功”来表达一种愤怒。这既是一种默默的抗议，亦是一种痛苦的呐喊。

王湛国，祖籍洛阳，现居北京。199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法学硕士。文化学者、作家、编剧，作品有长篇小说《煤老板》《白与黑》，文化随笔《凿破集：文化密语》等。创作理念：趣味写作，写出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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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题材的挖掘与扩展。这部小说的语言有一种痞气，人物亦放浪形骸，没个正形儿。这种风格从王朔、韩寒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但却又不同。王朔、韩寒的作品有时会给人一种为痞而痞、为贫而贫、为逗而逗的感觉，虽然亦不乏对荒诞世俗的辛辣讽刺，但要么耍酷耍炫，要么发泄无处发泄的青春，要么着眼于鸡毛蒜皮、针眼小事，一般不直面尖锐的社会问题。尤其韩寒的小说，为逗而逗的结果，竟使得小说甚而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而这部小说，如果也算是痞子文学之一种的话，那么它的痞是建立在直面现实的基础上的，它痞在揭露，痞在批判。这无疑扩展了此类文学风格的表达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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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故事与情节拥有一定的读者基础。这部小说的故事与许多情节，貌似漫不经心，甚而不可能发生，但实际上它们多数曾是社交网络上的热点话题。这些话题曾经吸引着无数的网友坐等更新，乐此不疲，故而拥有相当大的阅读基础。作者通过引申演绎和艺术加工，相信仍然可以引来读者关注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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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本的“反青春”因素。当下的青春文学虽然新作叠出，但千篇一面，扎堆现象比较严重。除了残酷青春有点另类外，多数属于甜腻腻、酸溜溜，或怀旧，或抒情，或耽美，无一敢于面对造成青春伤痕的现实问题。这使得所谓的青春文学不免有些矫情，有些做作，有些假模假式。这部青春小说却不同，它是青春文学，但却是“反青春”的。它将青春期人与人之间的“沟壑”通过裸奔展现在读者面前，直达大学里的爱恨情仇的根源，使得所谓的爱情、友情、亲情都无所遁形。由此，作为一个“反青春”的青春文学文本，这部小说拥有它作为另类之一种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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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悲剧的喜剧艺术。在这部小说中，幽默、滑稽，甚而是很幼稚的搞笑，以及戏剧冲突无处不在。乍一看上去，它仿佛是一部喜剧，但掩卷回想，它实际是在讲一个悲剧。作者正是以喜剧的手法讲了一个悲剧，一个小人物的悲剧，一个草根阶层的身份悲剧。它有喜剧的外壳，却拥有悲剧的内核。这种喜剧式的悲剧，是一种“含泪的微笑”。主人公以展示自己的伤痕与不堪的方式为读者带来快感，这是自嘲，是无奈，亦是一种讽刺与呐喊。就此表现手法而言，这部小说亦拥有了一定的文学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