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想象着这样一副场景：哥伦比亚麦德林可卡因垄断集团成功的发动一起对美国的军事袭击，迫使美国允许可卡因合法化，并允许该垄断组织将毒品出口到美国五个主要城市，不受美国监督并免予征税；美国政府还被迫同意贩卖毒品的官员管理所有在这些城市活动的所有哥伦比亚人。此外，美国还必须支付战争赔偿1000美元——这是哥伦比亚向美国输出可卡因所发动战争的花费。这幅场景当然荒谬绝伦，就连最出格的科幻小说作家也无法做出如此狂热的想象。然而，类似的事件在19世纪的中国确曾发生过，而且不只一次，而是两次。但是，两次战争的挑起者都不是蛮横无理的哥伦比亚销售商，而是当时世界上科技最发达的国家大不列颠，他把类似的条件强加给了中国。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曾经写到，“战争是另一种形式的外交”。如果这位普鲁士军事理论家研究过中国的鸦片战争，他大概还会加上一句：滥用违禁物则是外交的另一种形式，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比战争更有效。1839——1842年及1856——1860年的两次战争统称为鸦片战争，是英国以及后来的法兰西帝国与清帝之间的战争。时至今日，这场战争以被西方世界轻易的遗忘或是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然而对于中国人以及东方民族来说，这两次冲突仍然是西方帝国主义统治的令人尴尬的历史印记，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这种冲突也留下来西方几个世纪以来以无耻的手段对待东方的永久的、令人难堪的象征。有人可能会说，这种傲慢的行为和殖民思想一直延续到今天，比如，美国封锁古巴，英国驻兵被爱尔兰。此前西方出版的关于这场冲突的书籍都经过了欧洲中心论史学家观点的过滤，他们对两次战争的批评问题未予重视或者忽略了，其结论认为使人吸食上瘾的毒品是合法的，并对西方列强在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国家进行殖民的行经予以认可。尽管鸦片战争发生在一个世纪之前，然而它所涉及的问题在当今世界依然值得关注。鸦片战争也是权力与腐败、人性的脆弱、贪婪和愚蠢的戏剧性演绎，虽然国际毒品贸易是故事的核心内容，然而它最终反映的还是文化的冲突。战争的代价非常高，并牵涉到基本的道德、伦理政治和社会问题。

这种冲突的根源在于三个彼此关联的问题。第一，中国的自信。中国有着近四千年的历史传承因而坚信它是普天之下文明精粹之所在，视其他国家为蛮夷，不以平等礼仪、而是以“纳贡者”相待。第二，中国对于茶叶的垄断生产（以及相对较低程度上对奢侈品，如丝绸和瓷器的生产），加上它只允许用白银支付对这些产品的购买。第三，不列颠可是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大国，对于自身的基督文明中的道德伦理和物质优越性同样自负，认为其他国家应对其平等相待（即使不能视为高人一等），而不是将其视为从属国。为了这点，即使给成千上万的黄种人提供毁灭性的毒药也再所不惜。

一位历史学家曾写到，鸦片是被放到驼背上带到可中国，而它最终折断了这个民族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