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王逢振是最早介绍当代西方文论的学者之一，他利用与国外学者的广泛联系和交往，对21位著名批评家或理论家进行了访问，其中既包括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雅克·德里达、爱德华·萨伊德、J.希利斯·米勒、特里·伊格尔顿、海登·怀特等具有国际影响的学者，也包括斯坦利·菲什、莫瑞·克里格、沃尔夫冈·伊瑟、三好将夫等独具特点的著名学者；既有美学家、历史学家、妇女文学专家、华裔著名学者，也有激进的左派知识分子、引人注目的后起之秀、传统的文学批评家。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有问有答，夹叙夹议，并附有一些批评家本人的最新情况。

本书对了解当代西方批评理论有实际帮助，对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有借鉴意义，对大专院校文科师生更是有益的参考资料。

前言

老友费雷德里克·詹姆逊

雅克·德里达：解构主义的先驱

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

什么是民众？——哈特和内格里访谈录

三好将夫：日本的反叛者

布鲁斯·罗宾斯：世界主义的探索者

芭芭拉·弗莱：漂亮而刚强的女性

约翰·卡洛斯·罗：“新美国研究”的前卫

怪才布鲁姆

简·汤姆金斯：一个有见地的女批评家

斯坦利·菲什：文坛“怪杰”

弗兰克·兰垂契亚：从批评家到作家

莫瑞·克里格：慈善的长者

爱德华·萨义德：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希利斯·米勒：美国解构批评的代表

海登·怀特：新历史主义批评家

沃尔夫冈·伊瑟：从“接受美学”到“虚构行为”

特里·伊格尔顿访谈录

马丁·杰伊：人称活字典的学者

叶维廉：优秀的美籍华人批评家

乔纳森·阿拉克：“美男子”批评家

《交锋——21位著名批评家访谈录》前言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我先后六次到北美访问(或学习，或研究，或讲学，或参加学术会议)。第一次访美我认识了著名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受他的影响，走上了批评理论研究的道路。第二次，我认识了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莫瑞·克里格和解构主义代表人物 J.希利斯·米勒。得益于他们三人的介绍和推荐，我又先后认识了一些著名的批评家或理论家，如爱德华·萨义德、雅克·德里达、佩里·安德森、海登·怀特、弗兰克·兰垂契亚、三好将夫、芭芭拉·弗莱、布鲁斯·罗宾斯、约翰·卡洛斯·罗和迈克尔·哈特等。再后来，由于参加国际会议或组织国际会议，我与更多的批评理论家建立了联系。在与他们的交往过程中，有些人我进行了直接访谈，有些人我根据与他们的交往写了相关的文章。本书是这些访谈和相关文章的汇集，因此也可以说是访谈和纪实。其中部分文章曾经发表过，但随着交往的深入和更多的了解，我对这部分文章作了大量修改补充。

在我认识的这些批评家或理论家之间，虽然有些人不乏共同之处，但总的来说各有各的特点，有些还非常不同，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本书自身构成了他们之间的一种对话。另外，由于他们各自的领域和专长不同，如詹姆逊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和批评家，安德森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德里达是哲学家，萨义德既是文学批评家又是后殖民文化研究的奠基者，罗宾斯从事文化研究，弗莱是激进的左派，布鲁姆又趋向保守，约翰·罗从事美国研究，哈特进行社会研究……所有这些使本书自身形成了一种跨学科的景观。

应该说，跨学科对话是当今西方学术界的一个普遍现象，也是近年来的发展趋势。为什么如此呢?我想应该更多地从社会文化的发展来考虑。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高新科技的发展和应用以及伴随而来的经济全球化，整个人类社会结构和国际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人们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乃至思维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今天，世界充满了前所未有的二律背反和悖论。人人难以容忍宏大叙事，然而人人似乎都在接受并兜售宏大叙事，而其中最宏大的就是资本的宏大叙事。马克思150年以前所界定的无产阶级已不复存在，但与此同时，今天世界上一些地区和居民又在大规模地被无产阶级化，出现了大量“流民无产阶级”。面对资本帝国的横行霸道和种种社会矛盾，世界看来需要一场真正的革命，然而世界又从未像今天这样对革命感到厌倦和恐惧。人们声称意识形态已经终结，然而意识形态又像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无处不在。作为后现代时期的精神和基调的差异和区别，资本主义30年来在全球范围内受到普遍赞扬，然而与此同时，它又在全球范围内取消差异，通过文化、社会和经济的方式，把一致性和标准化强加给人们的意识、情感、想像、动机、欲望和趣味。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急于摆脱帝国主义，然而今天帝国主义又积聚了前所未有的力量。各种族裔的、种族的、文化的边缘群体在批判和消解西方霸权中正形成一种历史性的阵营，但是西方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强大。一方面，非西方的批评家正在否定西方的现代性和现代化的准则；另一方面，人人都在根据经济发展论和工具理性来评价现代化的程度。这种反讽性的二律背反还可以不断列下去，但它们都表明了这样一点：对一种统治和压迫的揭露和抨击，结果总是以忽视另一种统治和压迫而告终。

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以文化干预社会现实便成了当前知识分子的一项重要使命。我们知道，知识分子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观察社会，认识社会，找出社会的缺陷进行分析批判，然后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换句话说，就是做社会“医生”，检查社会是否健康，有什么毛病，然后开出药方，进行治疗，使社会健康发展。实际上，古今中外，知识分子中的有志之士都是这么做的。要完成这一使命，首先要对社会进行认识和分析。这不仅需要反思过去，阅读过去的各种文本(包括以各种语言形式和非语言形式记载的社会文本)，汲取经验和教训，更重要的是对当前的社会现实有清醒的认识。但是，由于今天的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各种矛盾相互交叉，单靠一种学科的知识很难把握，因此需要各种学科交流融合，形成一种合力或综合的力量。我想正是出于这种考虑，跨学科对话才日益发展。今天跨学科的文化研究，也是在这种对话中发展起来的。

这里对相关批评家或理论家的访谈或纪实，基本上都从不同方面融入了这一时代的潮流。例如，海湾战争之后，布鲁斯·罗宾斯从全球化和世界主义的角度对之进行批判和认识，并结合文学作品的描写，从文化的角度加以剖析。“9.11”事件刚一发生，爱德华·萨义德便发表文章，从当前社会和文化传统方面分析事件发生的内在原因；而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则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从资本主义和全球化所引起的社会矛盾进行剖析。去年卡塔琳娜飓风袭击新奥尔良之后，芭芭拉·弗莱从种族歧视造成贫富差距方面论述了大批群众未能逃避灾难的原因。至于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内格里的《帝国》和《群众》，更是从社会方面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分析。所有这些学者都是文学系的教授，但他们的著作和演说都体现了跨学科对话的思潮。因为，在当前全球化时期，跨国公司兴起，贫富差距拉大，资本主义消费观念到处扩张，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国家权力日趋衰微，有志之士不可能只狭隘地关注自己的学科，固步自封，对社会的种种现象无动于衷。面对后殖民政治的扩展，民族主义的高涨，新权力结构的形成，知识分子也不可能不考虑实际问题。

这里的访谈和纪实既涉及文学批评和理论，也涉及文化理论和政治，既有对社会文化的批判，也有对大学教育的反思。对它们之间的对话和综合，无疑会形成一幅由文学批评、文化研究和批评理论合成的景观。不论这种景观有多少不足之处，我想只要认真体会，还是会有收益的。

借此机会，我要感谢接受我采访的诸位朋友，感谢他们经常寄来新作的手稿和相关的资料。同时我也衷心感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施宏俊先生，感谢楚尘先生和相关的编辑。正是由于他们的支持，这本书才得以顺利出版。

当然，由于时间和水平所限，肯定还有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恳切希望广大读者和方家提出宝贵的意见。

王逢振

2006年夏于西南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