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作者应台湾大学哲学系和历史系的邀请，以“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为题，开设了13次的公开课，从多层次、多面向、多维度和多因素的视野来考察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和现代精神的儒学诠释。作者的核心关切是儒家伦理与东亚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以回应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兴起的著名命题。作者认为，儒家伦理与东亚现代性之间有选择的亲和性，并没有反证韦伯的命题，但却迫使韦伯命题只通用于现代西方。也就是说，西方的现代化虽在历史上引发了东亚的现代化，但没有在结构上规定东亚现代性的内容。因此，东亚现代性是西化和包括儒家在内的东亚传统互动的结果。

作者对儒家传统和现代精神的理解烙下了80年代的深深印痕，如从韦伯—帕森斯—哈贝马斯一脉相承所构想的理性化过程作为现代化的本质特色，而对以福柯、德里达、拉康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对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进行的反思则涉及较少。而作者对东亚现代性中的儒家因素则从几个层面来把握：知识分子自我认同的精神资源，企业伦理，民间社会的“心灵积习”，生命形态的价值取向，认为发掘儒家传统的人文资源，不仅有助于中国现代精神的发展，也可以用来构建全球伦理这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