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謀：

文學和社會的關係，彷彿是個永恆的命題。

文學回應甚或介入社會，或曰文學的再政治化，不等於文學庸俗化或把文學淪為意識形態的附庸。我認為，理所當然地去堅持文學的「純粹性」或私密性，有一個最大的盲點，它忘記這種說法也是一種時代的產物﹕在冷戰結構下，對事物的理解被截然二分，西方社會習慣把蘇聯和中共等視為等同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當蘇聯和中共等國推行泛政治化、意識形態和「集體」高於一切的政策，把不少作家視為社會寄生蟲而批鬥、流放，就使得「集體」和「政治」得了污名；於是，文學的「純粹性」或私密性便成了一種對抗「萬惡的共產主義」的反抗，一種「自由的」反抗，雖然當中含有不少對左翼和基進的誤解。問題是，當社會的時勢有所不同，當整個政商聯盟正希望社會不再擁有集體、每個人都只關顧私密，文學和藝術只顧形式、反映內心而不具有任何的社會批判，再理所當然地認為文學就是文學、理所當然地去堅持文學的「純粹性」或私密性，會不會正好又成了另一種意識形態的附庸呢？

沒有解放社會 沒有解放文學

當歐美第一世界的作家還有空去慢慢討論文學應該公共還是私密好的時候，在鬧獨立、鬧完獨立但殖民的陰霾仍在的第三世界作家卻沒有這個閒情逸致。對這些作家來說，怎樣去重新思考自身和前殖民者的關係、怎樣去脫離前殖民者和其他歐美強國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控制、怎樣使獨立後的新興國家真正屬於人民而不是特權階級，是當務之急；而文學和藝術可以怎樣自處、不再是重提殖民者的老調子，是必須處理的問題。

文學介入社會，不等於文學就缺乏了想像、缺乏了獨立性。對於文學如何再政治化，我歸納了兩個互相補足又不衝突的取向﹕翻譯者和解放者。在由官方或統治階層所書寫的歷史，往往都會對底層人民視而不見、把其中的衝突與不安輾平，企圖蒙混過關，而文學作品則把其中那些沒有被說出的故事、即使當事人說出了也會被扭曲的故事，透過文學作品呈現出來；但這種呈現，卻不是使作家消失、使文學作品變成一面鏡，「如實」「反映」社會，而是透過作家本身去理解包含整個結構和層次的社會現實，並透過文學作品與之對話，並透過作品「翻譯」出來，這就是文學的「翻譯者」角色。解放的先決條件，在於作家理解到文學的自由與社會的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南非作家Peter Horn提及，解放是一個讓我們脫離「小機械人」的過程；作家要意識到，自己的命運、自己的作品，與社會本身也憂戚與共，沒有真正解放的社會，也就沒有真正解放的文學。當作家意識到這個關係，把文學和社會拉回一個更為緊密的關係，去思索改變的可能，這就是文學的解放者角色。

從生活出發 回應社會種種

香港華文文學有一個我視之為瑰寶的優良傳統﹕從生活出發；而香港當代華語詩亦有另一可貴的特色，它比亞洲其他地方的華語詩，更重白描和敘事。這些特點，都為重新思考文學介入社會的可能，奠下良好的基礎。

「從生活出發」這個傳統本身就鼓勵作者透過文學作品回應其生活的種種，其文學的養分源於其生活，需要理解和感受現實社會所發生的事，而不單是關上房門、發掘其內心深處、參考幾篇名家技巧就寫成一篇作品。當作者首先是作為一個活在真實社會的人，然後才作為一個作家的話，他或她的生活都要經歷真實社會上的種種，而其書寫從生活出發亦意味從他或她經歷的真實社會出發，這當中更包含了許許多多不被重視的故事。不錯，從生活出發而非從發掘內心深處出發，從外在世界出發而非內在世界出發，作家也就有機會透過文學作品去回應、去翻譯這真實社會發生的事。詩的白描和敘事，更讓詩人去思考詩的語言，在沒有華美的辭藻、奇特的意象、出色的比喻外，還可以有什麼呢？是不是向我們的口語探索？是不是趁機更新我們日用的語言？是不是我們還需要，好好去觀察和感受我們的生活、好好去細看這個社會的種種，以平視、平等的角度，透過詩，好好和這裏的人、這裏的事去對話？

借鑑台灣「鄉土文學」

從生活出發的書寫，無法逃離在地，也無法逃離現實的故鄉。如果我們不看香港，在華文文學的經驗中，還有什麼可以借鑑呢？我認為，台灣上世紀三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兩次鄉土文學運動是可供借鑑的。「鄉土文學」一詞由黃石輝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提出，他針對的是舊文人所書寫的文學作品，與當下的現實生活、當下的勞苦大眾所經歷的是沒有任何關係，單純把作品語言從古典漢語換成漢語白話文，也於是無補，是故提出以當下、當地的語言，去書寫當下、當地的所見所聞。上世紀七十年代，王拓在〈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一文中，指出七十年代所說的「鄉土文學」的「鄉土」，所指的是當下的社會環境和生活現實，並不局限於鄉村，也可以在都市，是一種植根當下現實社會，以呈現社會現實、人們生活和願望的文學作品。當一個作者視香港這個城市為自己的故鄉，作者書寫的文學作品又豈非這個城市的「鄉土文學」？

我的「鄉土」、我的「生活」，來自這個城市的小社區、這裏的街道、這裏的城市空間，就讓我好好地去發掘這些地方隱沒的、那屬於庶民生活的故事，再讓我透過我的作品去回應、去「翻譯」出來、去思考改變的可能，這就是活在城市的「鄉土文學」，也是讓文學再政治化、讓我的詩去介入社會的起點。唯有這樣，才能落實真正的人文關懷，不至於把人文關懷淪為口號。這樣，我們才有可能思考文學的解放可能，再思考文學可以做到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