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文本中，肯定会记录“五七干校”这个名词。其源自毛泽东１９６６年５月７日，对一个报告的批示，指出军队既要学军，还要学工、学农；工人也要学农，学军，学文化；农民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等等。到了１９６８年５月７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纪念毛泽东“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时，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个把机关干部和走资派送去劳动改造的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同年１０月，毛泽东又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个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要分批下放劳动。”此后，全国各地都相继开办了“五七干校”，数十万知识分子被送往农村的偏远穷困地区、劳动锻炼、接受改造，“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在当时林彪、“四人帮”一伙倒行逆施、群众之间派性斗争的情况下，所谓革命化的“五七干校”其实已成为迫害异己、惩治知识分子的一种手段，是“变相劳改”的一个地方。大批文化人士在这里洒下血汗也受尽屈辱，直到１９７９年２月１７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的通知》后，有着十余年历史的“五七干校”才告“结业”。

对于这十年间无罪流放的干校生活，除去少量匪夷所思的歌颂文章如“我们迈步前进在广阔的‘五七’大道上”外，大多知识分子留下的是惨痛的、不堪回首的追忆文字，如杨绛的《干校六记》、陈白尘的《云梦断忆》和《牛棚日记》、季羡林的《牛棚杂记》、杨静远的《我在干校一千天》等。而这部《残破的世界》，更以作者自己所遭受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摧残来告诉读者，“五七干校”并不是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磨炼革命意志的“大学校”、“大课堂”，而是一所泯灭个性、摧残人格、强制学员驯服的“驯奴场”。而这些“奴”则是来自一支不断被分化被瓦解的群众队伍。“奴”群中的大多数虽然不是权势者的依靠对象，却是造成“天罗地网”、“汪洋大海”这种群众运动的物质基础，其中也不乏告密、诬陷、摇旗呐喊和助纣为虐的丑类。“造奴”之外，便是“造鬼”，无端制造出人群中那百分之五的“大鬼”、“小鬼”、“冤鬼”。并让这些“鬼”长时期面对群众运动的强大政治攻势。“鬼”的对立面，就是“神”了，“造神”就是“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这些近似宗教性的膜拜。对这些荒唐的历史现象，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造神运动”、“造鬼运动”是在“造奴运动”的基础上产生的，没有了“奴”，“神”是虚空的；没有了“奴”，百分之五的“鬼”也无由抓出。而酿成这历史悲剧的“奴”，正是丧失了独立人格和意志、泯灭自我而屈从于一种“一句顶一万句”的“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更为可怕的是，如鲁迅先生所说的，“许多中国人似并不悟自己之为奴。”

正因为“并不悟自己之为奴”，才会有了那么荒诞绝谬、近似疯狂的一幕幕闹剧：有镰刀不用偏要用手去拔豆秧，而且不准戴手套，大田成了愿意接受改造的知识分子同地主资产阶级决裂的好战场；大冷天进城干活，要发扬“啃干馍精神”，喝碗热面汤也成为“阶级斗争新动向”；滂沱大雨中列队观看电影《地道战》，是接受毛泽东思想教育的好机会；放着电灯不用，每人都要买回一盏煤油灯来读毛著，这叫“一盏灯精神”；猪倌养猪，活学活用，为了“亲口尝尝梨子的滋味”，而去尝猪食，还立下誓言叫牢树一个“忠”字，狠斗一个“私”字，突出一个“尝”字，坚持一个“亲”字；其它如“宁要革命化，不要机械化”，“当一辈子老黄牛，走一辈子五七路”，“身居茅屋，心向北京；脚踩黄土，胸怀世界”等标语口号，标榜的都是以“驯服”和愚昧为荣。

这些虽然是发生在河南淮阳“五七干校”的一个侧面，但都真实准确地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印记，这些荒谬、疯狂但却难以忘却的经历和创痛，不是亲身经历的过来人，即使有神来之笔也是无法描述的。作者在叙述往事时，提出了一个这样令人深省的问题，中国是不是存在着知识分子群体？因为自古到今，中国的文士只是先后依附在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这一张张“皮”上，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才又依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从封建理学的“灭人欲”到“狠斗私字一闪念”，一根无形的、绵延几千年的可怕绳索，把中国的文士——知识分子捆绑得紧紧的，沦为只会舞文弄墨而没有灵魂的奴隶。福柯对知识分子所作的角色定位是：通过自己专业领域的分析，一直不停地对设定为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问，动摇人们的心理习惯和行为方式；拆解熟悉的和被认可的事物，重新审查规则和制度，在此基础上重新问题化。这些标准，没有一条能与中国知识分子沾上边的。

这些年来，“知青文学”备受社会关注，而且一本本地出个不停，不过，当我们再沉下气来认真读一读这些干校时期的纪实，是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比起那些稚嫩、单纯、感情色彩过于浓重的“知青文学”来说，不甚走红的“干校文学”更显得成熟、凝重。“知青文学”赚人同情与眼泪，而“干校文学”则能发人感触与深思。遗憾的是，中国眼下缺少的正是这样一部厚重的有分量的“干校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