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鎮糧餉是明代國家財政的一大負擔，邊防與財政危機可以説是一體的兩面。有人說「明代亡於邊防」，本書的結論基本上支持這個說法。本書所研究的時段，是嘉靖10年（1531）到萬曆30年（1602）這段期間。為什麼選1531-1602年間來研究？因為正好有5項系統性的邊鎮糧餉史料，可用來呈現九邊13鎮的軍馬錢糧數額，說明這70多年間，邊鎮糧餉的結構與變動趨勢。

（1）潘潢〈查核邊鎮主兵錢糧實數疏〉（嘉靖29年，1550），內有嘉靖10年與28年的九邊軍馬錢糧數。（2）魏煥《皇明九邊考》（嘉靖21年，1542），卷2-10有嘉靖18年前後的九邊軍馬糧餉數。（3）《萬曆會計錄》（萬曆10年，1582），卷17-29記載萬曆10年前後13邊鎮的軍馬錢糧。（4）〈楊司農奏疏〉（萬曆22年，1594），記載萬曆21年13邊鎮的軍馬錢糧。（5）茅元儀《武備志》（天啟元年，1621），卷204-8記載萬曆30年前後的13邊鎮軍馬糧餉。這5項史料提供6個時點的數據：嘉靖10、18、28年、萬曆10、21、30年。雖然是單年的數據，但已能呈現結構性的特徵與變動的趨勢。

以《萬曆會計錄》（1582）卷17-29為例，13邊鎮官軍與糧餉的編制，在萬曆初期（1570年代）有官軍人數近70萬，軍費高達8百多萬兩。這8百多萬兩，是萬曆6年太倉（國庫）撥給各邊鎮年例銀總額的2.57倍左右，是同年太倉銀庫收入的2.25倍。邊鎮糧餉對國家財政的耗竭，並不亞於錢穆所指出的3大項：內府、宗藩、冗官。

就1531-1602年間的軍事局勢來說，大約可分成2個階段。(1)明代中後葉北方俺答之大患，始於嘉靖10年（1531），息於萬曆10年（1582，俺答死，張居正逝）。(2) 1582之後的20年間，漢蒙雙方大致維持著均衡的局面。萬曆30年（1602）之後，北患就逐漸轉向遼東地區。

全書14章分3篇。首篇2章，綜述全書的主旨與結構、歲入歲出與邊防經費的比例。次篇10章，解說與邊糧相關的9項議題、綜合比較1531-1602年間的各項統計數據。第三篇2章，析述朝廷如何應付經費的限制、省思邊糧問題對明朝的關鍵性。書末的10項附錄，呈現4項統計資料、6項與邊鎮相關的背景解說。

這項研究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在審查嘉靖初期至萬曆後期的邊鎮糧餉情事，系統地陳列13邊鎮糧餉的諸項相關數字、解說歷年間的變化趨勢、分析各項影響因素、報告糧餉的限制與對策，最後提出總結與省思。

赖建诚（lai@mx.nthu.edu.tw，www.econ.nthu.edu.tw），1952年生，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博士（1982），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者（1992—1993）。台湾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专攻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学术著作：《近代中国的合作经济运动：1912—1949》（1990）、Adam Smith across Nations: Translations and Reception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2000，Oxford UP，主编）、《亚当•斯密与严复：<国富论>与中国》（2002）、Braudel’s Historiography Reconsidered（2004）、《梁启超的经济面向》（2006）、《边镇粮饷：明代中后期的边防经费与国家财政危机，1531—1602》（2008）。半学术性的文集：《重商主义的窘境》（1992）、《年鉴学派管窥》（译著，1996，2003）、《绿野仙踪与中国》（1998）、《西洋经济史的趣味》（2008）。译有雷蒙•阿隆：《入戏的观众》（1987，1992，2000，2006），西蒙•波伏娃：《波伏娃的告别：与沙特的对话》（2002、2006）、《波伏娃的告别：再见，沙特！》（2002，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