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本拙著分别收入了以下各部分：第一本收入《台下人语》和《台下人新语》；第二本收入《菊坛知见录》、《津门乱弹录》、《看戏知见录》、《看戏琐谈》及《戏迷闲话》等。其中《台下人语》已是第三次重印，其它内容也都是第二回了。这些文字，都曾收入《吴小如戏曲文录》。我并不想一味“炒冷饭”，只是它们侥幸还有读者。出于“上帝”们的要求，又承天津古籍出版社厚爱，这才鼓起勇气让它们再次与读者见面。盖《台下人语》初印本距今已超过二十年；就连《戏曲文录》问世至今，也有十年了。这本拙著，在欧洲、北美、日本和东南亚诸国，都有读者；其中有侨胞，也有国际友人。有的外国朋友还征求过我的意见，把书中某些文章译成外文。这虽近于“不虞之誉”，但也足以说明这些长长短短的文字还不是空谈泛论，不属于泡沫或垃圾。而至今还时有读者向我索书，并询问何处可以购买。我因原书早已售缺，愧无以应，这才考虑到化整为零，把它们分成两册，重新付梓。这既可以使出版社不致亏本太多；而读者也无妨各取所需，减少点经济负担；我本人对读者庶几也略减愧疚。这实是由衷之言，绝非虚晃一枪的客套话。

这里须郑重说明并有必要向业内人士提醒的是，在《戏曲文录》出版以来的十年中，通过各种渠道反馈给我的信息，获悉拙著的读者青年人占相当大的比重。有的青年戏迷还展转给我写信，把我当成知心朋友。我收到过自黑龙江的黑河、四川的雅安和新疆的乌鲁木齐等远方读者写来的信，年龄最小的有正在求学的初、高中在校生；而戏迷中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则为数更多。除通信外，有的青年人还同我结为忘年交。这些读者，不论年龄大小，他们都有一个共识，即都不爱看那种以获奖为目的的所谓“新编历史剧”。不少青年人认为这种新编的戏只是一种奢侈浪费的“形象工程”或“政绩象征”，国家付出巨额投资，换来的只是昙花一现。从艺术角度看，有些根本不是京戏，不是昆曲。即使有的戏（如《大唐贵妃》）保留了若干段传统唱腔、却与整个剧本、剧情乃至舞台氛围完全格格不入。有些不伦不类的清装戏（如《宰相刘罗锅》，）明明是靠噱头骗取票房价值的闹剧，却被戴上了“精品”的桂冠。因为这些青年观众更爱看长期脍炙人口的传统老戏。由于多数青年人进剧场的机会少（有的身在边远地区，有的苦于没有钱买票看戏），这就使他们尽量通过传媒包括从网上聆听自上个世纪初至六十年代前的名家老唱片。有的青年人居然能接受谭鑫培，而更多的年轻戏迷则非常喜欢余叔岩、孟小冬、马连良和杨宝森以及四大名旦。上述这些信息和观点，都是我从四面八方的读者来信中得知的，我可以指名道姓一一说明其来历，绝非空穴来风。当他们自己的这种业余爱好和审美观点与当前传媒索宣传的带有倾向性的艺术见解相枘凿而发出矛盾时，无意中读到了拙著，于是他们乃想方设法同我取得联系，希望从我这里得到印证和支持，证明他们所抉择的艺术对象和审美趋向是正确的，是可信并可靠的。从这些无可置疑的来信和访谈中，我自然而然产生了深刻的反思：多少年来那些甚嚣尘上的对京剧强调改革创新的议论，说什么青年人不爱看京戏，看不懂京戏，京戏必须改得合乎时尚潮流（实际上正是让京戏尽量不像京戏）才能吸引下一代观众等等，并非全部事实真相。有些很可能就是一些根本不懂京戏（乃至根本不懂我国古典传统艺术）或对古典艺术持虚无主义态度的人只图为己所用而片面夸大了这方面的现象，甚至不排斥其中还有主观臆测乃至向壁虚构的成分。这些似是而非的论非的论调，实际上产生了多方面的误导：既误导了演艺界，更误导了文化艺术方面的某些决策人。这最后一种误导负面影响至钜，甚至连我们党的高层领导同志提出的“当前对京剧应以抢救、继承为主”的指示也未能认真得到贯彻执行。如此年复一年，最终的恶果乃是使我们的传统文化艺术不仅走了一段很长的弯路（实际上目前还在向弯路上不停地走着），而且不免误入歧途，从而走向绝境。正是处于这样的一种时代背景下，我写的几本旧书才引起不少青年朋友的强烈共鸣。一位北大化学系的博士生曾当面对我说：“先生二十多年前即已说过的话和写过的文章，为什么有人就是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到今天还在误导观众呢？”而我却有自知之明，那些积极主张“创新”和一心想让我们的古典传统文化艺术同国际接轨的“先进人物”，岂但对我说的话、写的文章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实际上是根本听不进去、看着有反感。几年前我还接到过匿名信，大肆诅咒我和朱家溍先生（伤心的是，朱老病逝已逾周年，再也无法为我国的传统文化艺术伸张正义了）是顽固保守分子，认为京剧“改革创新”的步伐之所以迈得不大、走得不远，就是我们几个老顽固在拖后腿。然而事实证明，只要你真正走出去面向基层观众，了解一下青年人对传统文化艺术的看法，就会发现究竟是谁在制造泡沫文化，谁在加强使文化艺术阵地沙漠化，则是非不辩自明。恐怕这也是我此次决定“炒冷饭”，重印拙著的原因之一吧。是为序。

2004年10月在北京写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