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辞

李零

今年12月26日是高老师九十华诞，这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去年，高老师的同学，叶小燕、王世民、徐元邦、马克垚、耿引曾、黄景略，他们这批老前辈曾到蓝旗营给高老师祝寿。我跟曹玮、国龙谈起，我们这些晚辈是不是也应给高老师庆祝一下呀？最好的方式是像十年前那样，由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出面，请高老师的学生和朋友分头撰文，为高老师庆寿，因此有了这个纪念集。

前两天，曹玮跟我说，你给这个纪念集写个序言吧。我说，序言不太合适吧，我还是写一点回忆，说几句祝福更好。

我认识高老师很早，距离现在已有30多年，将近40年。

1976年，我从山西农村回到北京，目睹了“文革”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启，渴望读书，特别想找一份与考古沾边的工作，哪怕是印考古报告或文物图录的工人，或卖这类书籍的书店售货员。

1977年，得夏鼐先生青眼，我居然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考古研究所，参加《殷周金文集成》的准备工作，天天对拓片，埋头古文字。

1979年，我跟张政烺先生读研究生，开始步入学术之门，一切有如梦幻。

当时的古文字学界，罗王之学的三代传人，绝大多数还健在。唐兰在故宮博物院，于省吾在吉林大学，容庚、商承祚在中山大学，徐中舒在四川大学。这些老先生在70岁上下。比他们小一轮，陈梦家死于“文革”开始，走得太早；胡厚宣、张政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也就60多岁。我们只把这两批先生叫先生。再往下数，才是高老师和李学勤、裘锡圭两位老师。我们习惯上是叫老师。他们三位，高老师参加工作早，年纪大一点儿，也就50多岁，李学勤老师和裘锡圭老师连50岁都不到。我自己呢，正当而立之年。现在想想，那可是一个大师云集的时代呀！

我很庆幸，我是在这样的年龄段开始接触古文字学，接触古文字学界，因而认识了高老师。高老师一直跟我说，做人要学张先生。其实，他本人也是我的榜样。

时间过得真快。眨眼之间，我们的老师，纷纷撒手而去，就连我们这些学生辈儿的人都老了。说实话，我真想不到，高老师可能已经是古文字学界年龄最大的人。

老人是个时间坐标，看到他们，我会想到自己，想到生命的重复和轮回，时间接力形成历史链条，一环扣一环，我们走进的是同一个历史，我们与老师同在。

北大老师，我认识最早也最熟悉的当属三位，历史系的马克垚老师，考古系的俞伟超老师和高明老师，他们都曾经是“最年轻的老师”。我对老先生，一直保持敬畏，敬畏产生距离感，真正接触最多也更为亲近的，其实是这些“最年轻的老师”。

记得当年，我住中关村10号楼，高老师住燕东园，彼此离得近，来往很方便。后来我搬劲松，他搬中关园，上一趟北大不容易，我看高老师，他会留我聊天吃饭。1985年，我调北大，搬回西郊，距离再一次拉近。

看来我跟北大有缘呀，更正确地说，是跟北大的老师有缘。我跟北大领导一直没什么关系，他们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学生也一点儿不熟。

这些老师是我的引路人。

20世纪80年代，人人言商，“发财是硬道理”。

我调北大是1985年，正式上课是1986年，上过一回，学生派个代表跟我商量，说您讲的我们听不懂，是不是就甭上了。那阵儿，系里还有政治学习，每次开会，没说几句，就哭穷，人心浮动，纷言下海经商办公司，学生宿舍门口有各种小广告。学生不上课，在宿舍喝酒，甚至邀我跟他们划拳行令，直到发生柴庆丰事件。

1988年，中文系居然排不出课（老师太多，不够上），我就到考古系给曹玮他们那批研究生上课。高老师不但让我帮他上课，还游说领导，调我到考古系。他特别担心的是，等他退了，古文字这摊儿就断了档。

虽然我没能到考古系，但一直与考古系保持密切联系，与高老师保持密切联系。

想不到，2001年，我们都搬蓝旗营，两座楼，一前一后，一抬脚就能去看高老师，太好了。

老板不是老板，我熟悉的老师，跟现在不一样。

第一，他们朴素，淡泊名利，没有大把的钱烧着、课题和评审督着，照样做学问。个人学术就是个人学术，没有团队作业、竞争管理、靠年轻人打工的大工程。学生呢，也不是私属，只要在校听课都是学生，无所谓“子弟兵”，很有点“天下为公”的味道。

第二，他们真诚，不像现在的很多“小窝头”（上海话的“小滑头”），拉拉扯扯，吹吹拍拍，一心向上爬，表演欲、领导欲和大师欲高得不得了，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唯恐自己不是人上人。

古文字是门什么样的学问，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理解。我理解，这是个多学科共同参与的学问。李学勤先生在历史所和历史系研究古文字，裘锡圭先生在中文系研究古文字，他们都是大师，没问题。但我们要注意，高老师是在考古系研究古文字，学术背景不一样，学术贡献不一样。

高老师是古文字学家，但首先是考古学家。他是先当考古学家，后当古文字学家。无论考古发掘，还是古文字教学，他都对北大考古系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常对我说，他家境贫寒，年龄大，起步晚，跟很多人没法比，只能以勤补拙。他这一辈子，笔耕不辍，留下的书和文章很多，一直到去年还在编书写文章。

从考古学入手，研究古文字，高老师有很多收获，很多贡献。我想，凡是了解高老师的经历，读过他的书，读其书而想见其人，都不难看到这一点。

读高老师的书，我有三点体会，可以概括一下。

第一，高老师有近20年的考古经历，参加过很多重大发掘，这种经历很重要。他的《中原地区东周时代青铜礼器研究》和《周代用鼎制度研究》初稿（见《高明学术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没有考古积累，绝对写不出来。

第二，我读研究生的时代，古文字教学还非常落后，根本没有教材。当时考研，除了郭沫若和陈梦家的几部专著，没有一部系统的通论和整合全部古文字材料的文字编。高老师的《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和《古文字类编》填补了这个空白。

第三，古文字是研究简单事实的小道，很多专门从事古文字研究的人，除了否定别人的意见，突出自己的发明，无事可做，养成好与人争、好与人辩的职业病。高老师没有这个恶习，月小山高，嵚崎磊落，学问高明，人也高明。

我们这个时代，做好人不容易。

高老师是好人。

祝高老师健康长寿，全家幸福！

2016年5月10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