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象塔，位于温州市瓯海区南白象乡塘河边，1965年在经历的850个春秋后，于1965年2月，因白象塔三四层出现多处裂缝，塔身倾斜1.98米，濒临倒塌的危险，省文物部门遂发文批准拆除白象塔，当时参与的考古学家对塔内所珍藏的众多精美文物深感震撼，文物工作者从塔中发掘出大量的经卷、绘画、雕塑品、石刻等北宋文物，总共有1000余件。

随着时代不断变化，曾经繁忙的塘河让位给南塘大道，车来车往，一派盛世景象。盛世修塔，塔彰盛世。1999年11月重建白象塔，朱栏青瓦、飞檐翘角。塔内每一层的墙壁上都有佛像，姿态不同，寓意不同，渗透着深深的佛家理念。塔内旋梯转到七层，往下望去，塘河自南向北蜿蜒流来，枝丫般生长的支流环绕村庄田地。底下的田野、屋舍、树木也都是一种和谐的色调，美好的景观，教人心境怡然。

白象塔建于公元1115年(北宋政和五年)，砖木结构，6面7层，高31.3米，底径7.8米塔壁厚2.2米。从塔内发现21块“崇宁三年（1103年）十月”纪年塔砖，表明从1103年即开始烧制塔砖。

在拆除白象塔时，在塔的一至五层发现了大批文物，包括彩塑钱币,漆器,佛经,瓷器,铜器,联绘画等,不过塔的地宫已被盗掘,否则还会有更加精彩的发现。白象塔内主要珍藏着丰富的佛教文物，有庄严的瓯塑佛像，有慈悲的菩萨，有沉思的罗汉和威武的天王，也有恭敬的供养人与虔诚的僧侣，还有各种珍贵的汉文佛经，这一切构成了一个气象万千的佛的世界，使我们仿佛置身于辉煌的佛教殿堂。

我们都知道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可这一伟大的发明只停留在文献记载上，一直找不到实物，为此国外有人把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归于15世纪德国的古登堡。直到1965年白象塔二层出土了《佛说观无量寿佛经》残页，字体较小，长短大小不一，排列不规则，有漏字并在纸面可见到字迹有轻微凹陷，其活字印刷的特征十分明显，经鉴定为北宋活字印刷本。这才为中国的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权画上圆满句号。这份经文所用的纸可能就是记载中的蠲纸。蠲纸是当时温州一带所生产的一种优质纸，在北宋至和年间曾被朝廷列为贡品。

宋代温州漆器业在全国独占鳌头，北宋的开封和南宋的临安（杭州）都有温州漆器专卖店。这从白象塔中出土的漆器阿育王塔可见一斑。而且在一些彩塑上采用切金技术镶嵌了纹饰不同的金线，使造像更显典雅精致，也反映了当时温州地区高超工艺水平。

温州白象塔1965年出土的北宋彩塑像造像四十二尊，题材包括菩萨，天王，力士，伎会和供养星像。这批彩塑像采用了瓷土材料，以木构架上堆黄粘土，外层以细麻丝粘合瓷土，拌以桐油而成，犹如油泥塑作。

彩塑制作完全彩用中国传统泥塑技法，先搭木架，再用淘洗捶打过的粘土塑出躯干轮廓，再在表面敷一层细泥，最后由装彩匠上彩描绘。白象塔彩塑所采用的细白泥是当地制造瓷器的原料土，这种油泥塑的工艺也就是当今著名的“瓯塑”。

舍利子：四十五年后再放奇光异彩

发现舍利子的小木塔出土于塔的一层，当时出土有3件，今存有两件，系用车辘制成，素身，由基座、塔身、塔顶三部分组成，一件高6.1厘米，舍利子即出自此小塔，另一件残高3.9厘米，木塔制作精致，由此可知北宋时车辘技术已比较成熟。

舍利子是佛教高僧圆寂后肉身火化后的一种颗粒状结晶体，为佛教的圣物，僧佛舍利极为罕见。比如，清代藏传佛教的班禅，曾将活佛舍利进献给康熙，他是用金玉包镶挂于脖颈上以示神圣。不过圆寂后的僧佛舍利一般出现概率极低，因此，常常难以满足塔里的供奉需求。供奉在法门寺的释迦牟尼舍利，唐代的皇帝每几年都要从地宫中请到宫中供奉几天，再送回，其迎送仪式极为隆重。国内从唐宋以来塔内流行供奉舍利，但因舍利数量极少，也有用金、银等宝物替代。但始建于北宋的白象塔和温州另一座出土大量宝物的仙岩慧光塔相比，后者却出土了大量的稀世珍宝，如带盖金瓶、鎏金银塔、玻璃瓶、经袱等，而白象塔出土的文物，按材质，有铁器、铜器(铜钱)、瓷器、木器、漆器、经卷、绘画、造像及石刻，几乎不出贵重的金银器、玻璃器。但从目前在馆藏白象塔文物里重新发现舍利来看，这就不能排除经过历代的修缮，一些显露在外的金银器已流失。关于白象塔舍利子的年代，故宫的专家认为不会迟于宋代。从白象塔发现舍利子，也足以证明宋代温州佛教的地位与兴盛。

此次意外发现的舍利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温州社会文化的多元性，为解读温州先佛后儒的现象提供了重要的物证。

白象塔作为一种有形的文化遗产已经永远消失了，但白象塔内所珍藏的精美文物，却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向我们讲述了东传的佛教及其中国化的故事。正如一滴水能映射出太阳的光辉，小小的白象塔也真实而具体地反映了北宋时代佛教在中国的状况，反映了两种性质迥异的东方文明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通过白象塔文物，我们既可以了解佛教世界的某些方面，也可以反观中国文明的特质与秉性。白象塔的文化意义与价值正在于此。白象塔消失了，但白象塔故事将通过所遗留的文物将传给我们的子孙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