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契文、西北汉简、敦煌文书，再加上清代内府大档，向被称为文献学史上的四大发现。但就书法史而言，甲骨文、汉简、西域写本抄本，则是我们重机关报解读书法史的一把关键的钥匙。因为有了甲骨文，我们才知道过去造字神话的美妙但不可靠，也才会体察到宋代以前追溯文字的只追寻到两周金文的历史无奈；而国为有了西北汉科以及此后中原、湘楚陆续出土的简牍，我们也才了解了在煌煌巨制的秦汉丰碑巨额之外，还有如此生动活泼、血肉丰满的肉笔书迹的存在并能与碑刻之迹互相印证，从而改变对一些书法史上经典解释的看法。再就是敦煌文书，因为有了它们的面世，我们才知道在魏晋南北朝时，除了后世一致公推的书圣王羲之之外，其实也还有大量散落民间的、不那么讲究笔法的、千姿百态而不是被固定为几种经典散条的书写方式的存在，它们能有效地弥补我们对传统与古典过于单一的诠释立场，甚至党政军构成了一个与经典相对立的民间，民俗书法的美学样式。又当它特别在南北朝时期被与佛教写经、抄经挂起钩来之时，我们又几乎毫不犹豫地一致认定这是一种宗教形态的书法，或甚至在中国书法史上党政军可以梳理出一条重要的脉胳，宗教书法史——从抄写宗教如佛教、道教内容的书法作品到完全体现出宗教精神的书法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