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七月派”的著名诗人，在胡风冤狱中饱受磨难之苦的冀汸在这本回忆录中向我们讲述了自己一生的遭遇，包括童年、读书生活，开始走上创作道路以及后来结识胡风、绿原、邹荻帆等师友的点滴，当然也讲述了1955年后受胡风事件株连，自己以及家庭所遭受的磨难和平反后的感想。其中的一些回忆对于研究“七月派”和“胡风事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由于作者的特殊身份，引起人们阅读期待的可能会是作者对1955年后那段经历的叙述，就像对于《借我一生》人们比较关心作者对自己在文革中的活动的记叙一样。对于这段夺去了自己25年青春年华的冤狱经历，作者自然是充满悲愤的。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在书中作者并没有过多地叙写自己个人的不幸，而是把笔墨着重落在了受自己牵连而饱受折磨的妻子儿女以及那些熟识或不熟识的无辜的人们身上。妻子生完孩子后没几天，还在医院中身体极度虚弱的时候他就被“隔离反省”了，不见冀汸再到医院探望，她只好不顾身体虚弱匆匆赶回家，可是回去后面对的却是那个已经被查抄的七零八落的家。四岁半的大孩子也被托儿所退回，幼小的孩子还不懂事他还以为自己沾了光。挺高兴地对妈妈说：“妈妈，妈妈！阿姨们说，爸爸反革命，叫我不要再去托儿所了……”作者写这些的时候没有咆哮也没有呼号，但在这看似平静的字里行间却流露出彻骨的悲凉！幼子何罪？竟也受到株连！也是因为是“胡风分子”的孩子，作者的次子生了病却得不到及时救治，最终被贻误致死，这成了他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隐痛。对家人的愧疚始终紧紧地缠绕着他，使他有一种深深的负罪感，尽管他自己也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 　　胡风事件波及了许多与“胡风分子”有联系的人，其中的许多人其实与胡风、冀汸们并不熟识，只是由于给胡风们主办的刊物投过稿有过通信联系就受到了株连。冀汸在自己的书中也对这些无辜的受难者表达了深深的歉意。他痛心而又无奈地写道，“我惭愧，我内疚，道歉再道歉，而我的道歉可一文不值啊！”这些人的灾难并不是冀汸他们造成的，冀汸们完全没有必要对此负责。因为同样作为一个无辜的受难者，冀汸和他的朋友们甚至承受了更巨大更加难以忍受的冤屈。但冀汸在书中却向他们表示了诚挚的歉意。读着这些发自肺腑的句子，我们不由得肃然起敬。 　　作为一个无辜的受难者，冀汸在总结自己有生之年所走过的道路时他深情地写道：“人生苦短，匆匆数十年耳。我，一个平凡人在有限的几十年中必然不可避免地犯了许多错误，甚至于对某些事件有着深深的负罪感。‘反胡风运动’中，我没有路翎的坚强，没有吕荧的清醒和勇敢，更没有阿垅在庾死之前能以最真诚最坦率的态度写下铁骨铮铮的遗言《可以被压，决不被压服》，而是相信‘按照胡风的反动文艺思想进行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就是反革命’这一特殊逻辑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并被认为‘确有悔改表现’得到‘免于起诉’的宽大处理，以一个公民和干部的身份一直活到今天的。相形之下，我显得何等怯懦！……” 　　在当时的强大压力之下，被迫交出自己与胡风的往来书信，并且按照要求“认罪”本无可厚非，甚至对于一些在文革中为求自保而不惜陷害他人的现象我们都可以表示理解，只要他们过后对于自己的过错表示了悔意。但在这本书中，在冀汸这种“深深的负罪感”里我们却看到了一个知识分子可贵的良知和高度的道德自律性。在这种道德自律性面前，那些无视自身的阴暗面，只会把忏悔作“千悔”进行无聊调笑的行为都相形见绌。 　　这本书的意义决不仅仅在于它的史料价值，更在于阅读过程中带给读者的那种心灵震颤。它会教你如何去做一个有良知的、高度自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