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在本书中体现出的过人之处是以史治经，林语堂曾言：“钱先生也是做考据的，而他的考据方法与人不同。一句话说，可以说是以史治经。”纵观全书，诚如是也。大凡经学家治经，往往容易囿于门户之见来争学术是非，而钱穆先生在本书中专论事实，完全用史实说话。“自春秋以下，历战国，经秦迄汉，全据历史记载，就于史学立场，而为经学显真是，遂若有以超出于从来经学专家藩篱壁垒之外，而另辟途径，别开户牖”，这样的研究方法更能发现“古人学术之真相”。因此，本书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钱穆先生为一代国学大师，举凡中国古代史学、文学、思想史、学术史、地理学、宗教学方面的研究，他无不涉猎，成就斐然。其中，他对中国经学史的研究成果被公认为他的最高成就。本书集中了他在经学研究方面的代表作。全书共收入了《刘向歆父子年谱》、《两汉博士家法考》、《孔子与春秋》和《周官著作时代考》四篇文章，全部围绕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展开，以史实为依据，阐述论证自己在经学方面的崭新见解，以平今古文两派之争，纠正两派之误，还历史本来面目。本书充分体现出钱先生以史治经的精神，廓清了数百年来笼罩在两汉经学上的许多学术迷团，不但结束了清代经学上的今古文之争，平息了经学家们的门户之见，同时也洗清了刘歆在伪造《左传》、《毛诗》、《古文尚书》、《逸礼》诸经问题上所蒙受的不白之冤。钱穆先生以本书破除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对立，自从此书问世以后，古文经学家如章太炎和今文经学家如康有为之间的鸿沟已不复存在，学术界已不再固执今古文谁是谁非的观念。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堪称中国经学史乃至中国学术史上的划时代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