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上海人家》和《上海弄堂》之后，摄影师胡杨这次再度推出了《上海青年》，由此完成了“上海纪实摄影三部曲”的全部计划。在这组影像人类学的区域性文献里，胡杨把焦点对准青年一代，采访并拍摄了300位生活上海并出生于1970～1989的青年。他们是一些意态生动的活体标本，向我们展览着这座超级城市的年轻风貌。

胡杨是上海生态的重要观察者，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就已开始了地方影像志的艰难采集，把焦点长期对准平民大众和城市贫民。每天清晨和黄昏，他守望着那些忙碌的人群，并且要被迫面对里弄小脚侦缉队的盘查。而那些在80年代出生于街巷市井的婴儿们，终于在《上海青年》里长成了最年轻的成人。这是一种戏剧性的变化。时间悄悄改变了中国历史，令它散发出“进化论”的炽热气息。

在这部主题画册里，青年一代被作了进一步细分，也即按习惯的出生年代，分为70年代和80年代两个品种。鉴于时间并非分类学的最佳尺度，这种归类，似乎出于某种习惯或无奈，但它却在中国语境下变得意义重大起来，因为中国就是典型的“时间民族”。

对时间的敏感和关切，乃是时间焦虑的一种表达。越过黑格尔所描述的“静止的时间”，晚期中华帝国兼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变得性情躁动起来，开始依赖于新的时间算法。发展、进步、高速、大跃进、日新月异等等，这些节奏急促的政治语词，充填着我们的日常生活耳朵。而这正是毛语时代的精神遗产。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被时间这条龙撵得到处乱跑，成了它狼狈不堪的囚徒。

那些时间的匆匆过客，就此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他们在镜头前摆弄姿势，展示自己的身体语言，提醒观看者留意其殷实、调皮、戏谑、装嫩、秀美、摩登、随意、潇洒、迷惘、困顿、慵懒、游戏和无聊等各种侧面。个性的差异超越了代际的差异。一旦把那些照片分类打乱，你甚至无法分辨他们的文化归属。

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保留着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时间法则。时间的刀锋，在他们身上留下了阴险的刻痕。80年代的更为自我和时尚，对新潮的感受性更为强烈，而70年代人偷偷步入了中年，他们被竞争、家庭和岁月弄得疲惫不堪，脸上留下深浅不一的印迹。那些跟时间相关的“语词”，镶嵌在平面的影像上，成为人的形态的隐秘说明，甚至成为代际身份辨认的核心记号。

越过胡杨的镜头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出自哪个年代，每个被摄者都在仔细地计算时间，表达时间，并说出自己和时间的暧昧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时间是解读胡杨影像的基本语法。不仅如此，浮现在那些相框里的，正是时间本身的面容。这些现在进行时的影像，正在迅速成为过去，而照相机是一种时间魔具，它可以把生命的姿态冻结在一个瞬间，据此向人类提供回忆和阐释的视觉文本。这完全符合影像人类学的本质：从岁月之河中抓住流水，或者用咒语让河流停止。我们籍此抓住了正在从指缝间流走的历史。

尽管人们可以历数照相术的诸多优势，但它的弱点是不言而喻的。它拒绝言说与书写，仅仅出示暧昧和充满歧义的姿影，我们甚至无法了解被摄者的生活资讯以及对外部世界的立场。为了弥补这个缺陷，摄影师同时展开问卷调查，列出29个问题，由被摄者作答，并把这些问卷随附在图象之后，令其成为视觉文献的一种话语支架。在我看来，这部“上海青年列传”已不再是 “影集”或“画册”，而应当被称做“图语”。这种资讯的扩展，标志着摄影师正在超越“摄影”或“摄影艺术”的边际，向着更为广阔的影像人类学领域迈进。这不仅是摄影师本人的一次跨界行动，也是中国摄影的一次自我进化。在一个信息多元化的时代，摄影正在摆脱传统的自闭状态，跃入多媒体以及公共言说的广阔领域。

胡杨提供的最新文献向我们证实，沉默了一百多年的中国无声摄影，正在渐次发出自己最初的声音。这声音不仅来自“上海青年”，也来自摄影师本人。尽管他躲藏在影像的背面，但我们已经感知到一个探查者的身影。从伟大的光学原理出发，他描述了21世纪初叶中国社会的集体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