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象与魏晋玄学(第3版)》介绍了1912年11月31日，梁启超先生在北京大学作讲演，北京大学校“之所以异于普通学校而成为最高学府者”，“日研究高深之学理，发挥本国之文明，以贡献世界之文明是焉”，大学校之目的，既在研究高深之学理，大学校之学课，又复网罗人类一切之系统智识，则大学校不仅为一国高等教育之总机关，实一国学问所在，可视为一学问之国家也。且学问为文明之母，幸福之源。一国之大学，即为一国文明幸福之根源，其地位之尊严，责任之重大，抑岂我人言语所能尽欤!”蔡兀培先生长北京大学后，对北大的第一个改革就是要改变学生把上大学作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的陈旧观念，明确“大学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他解聘了一批不学无术、误人子弟的教师，推行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不拘一格地聘请了一批学有专长的中外教师，建立研究所，组织学术社团，举办学术讲座，创设学术刊物，鼓励教师和学生研究学问。他还在校行政会议下设立由专家组成的大学出版委员会，协助校长审查出版图书，规划出版事务，并设立独立的出版部，公开出版大学的讲义、学术著作和文献资料。北大的学风为之一变，很快成为中国的学术研究中心。李大钊先生在《本校成立二十五年纪念感言》中说：“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大学的纪念，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得‘北京大学万万岁’的欢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