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及世界史新尝试：史学写生——张联方先生访谈录

郭洪新

在中华文化的宝库中，演义体作品占一定比例，《宋史通俗演义》、《民国史通俗 演义》等皆属此类。这类作品多以活泼的语言，动人的情节来阐述历史事件，虽不免出现 与某些史实不相吻合之处，但其普及历史知识的作用却不可低估。由于种种原因，前人的 演义体作品多涉及中国历史，世界史方面近乎没有。倘若把世界历史用演义体写出来，其 作用和影响是可以想见的。世界知识出版社就推出一套《世界史通俗演义》。书友驿站走 访了该书主编张联方先生。

问：《世界史通俗演义》问世后在读书界引起较大反响，请谈谈这套书 的大致情况。

答：用演义体裁写世界史在我国是一次不曾有过的尝试。长期以来，我 们把世界史著作写得过于严肃，结果丢掉了带有艺术色彩的叙述史学传统， 弄得本来喜读史籍的年轻人望而却步；有些人甚至一见到带“史”字的书就 厌烦。我们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演义笔法编撰这套书的主要目的之一，正在于 改变这一状况。编这套书还出于多年来对“历史”的思考。我们认为，一门 健全的历史学，其本身起码应具有科学性、艺术性和启喻性三重特质。所谓 科学性，就是求真，从准确无误的史实中找出历史自身所固有的发展规律来。 艺术性就在于它能通过形象思维，具体而生动地再现历史的主体——人类的 外在实践及其内在心理活动，展示出历史的美学价值和史学家的审美观。启 喻性则是提供历史经验，在伦理上教育后世。比如，蒙森的《罗马史》不仅 是一本严肃的史著，又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对史学的上述认识，是我们 这套书的哲学思想基础，而演义体裁则是表现史学三性的合适形式。我们的 书既具有演义形式，又是试图使“三性”珠联璧合、交相辉映的“史学写生”。 至于结合的好坏，当然还需读者评判。

问：一般来说，演义体是指以一定的历史事实为背景，以史书及传说的

材料为基础，增添一些细节，用章回体写成的小说。请问这套书是否也包含 许多传说和虚构的成分呢？

答：您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如何处理史学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矛盾，既吸

取历史小说之长，又能把史料运用得恰到好处，这是明清以来历史演义作家 们所遇到的难题。本书坚持科学性，以正史为经，反对于史无据的虚构，即 使采用神话故事、民间传说或野史记实，亦须查有旁证，勿敢游谈无根。对 于那些合情合理的刻画和描写，我们在使用时也是严格掌握的。只在人物容 貌、表情、动作、景物等方面用些这类词句，偶尔在描述心理状态时也用一 些。其余部分则严肃对待，全以事实为依据。

问：世界历史历经 6000 年沧桑，您们将如此浩瀚的题材浓缩成上古、 中古、近代、现代、当代等六卷精品，指导思想是什么？

答：这个问题涉及到对世界史概念的理解。完整的世界史究竟应该是什 么样子，很难说。现有的史书数以百计，可以说都是不完整的。我认为，世 界史不是个大麻袋，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它的内容和范围是由作品的宗旨 确定的，因而其完整性也是相对的。本套书的宗旨是让读者在艺术欣赏的欢 愉中把握历史规律。这就是我们浓缩世界史这一浩瀚题材的指导思想。例如，

本书为法国大革命安排了较多章回，就是考虑到它为奠定近代公民社会的各 种基本原则做出过巨大贡献。在这以后，我们又突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 的转变，强调产业革命后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有些典章制度、政策法 令等，确实重要，但写出来都是条款，必定乏味；我们仅明确指出其重要性， 但写法上则用概括的方式，就不一一列出了。至于上古和中古，我们给了西 方较大的篇幅，则完全是出于当前人类史料占有的状况。

问：通常来讲，追求演义味，须以人物为中心。然而世界历史舞台上的 重要人物多如过江之鲫，您们是如何选择和刻画这些人物的？

答：这是我们编撰中遇到的难题之一。以人物为中心，这是演义体裁的 主要特点，也是我们坚持的一个重要编写原则。但也不可滥用，而是要找出 确有“中心”作用的人物来。如古代的第一改革家乌鲁卡吉纳，在历史上留 下较深的印痕的图特摩斯三世、埃赫那吞、苏拉、恺撒等人；近代马克思、 恩格斯、克伦威尔、拿破仑等，现代的列宁，等等。对这些人物，是要追求 情节，但又不为情节而损害科学性。我们只是对重要人物做些刻画，对其他 更多人物则着墨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