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时空交错的手法讲述了相隔半个世纪的两个故事，一个以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为背景，另一个则是半个世纪后关于一个乡镇企业的故事。第一个故事的主人公，觉醒社六位进步学生是被历史的偶然性卷入土改的逃亡者，第二个故事的主人公饮品厂厂长万胜利，也不是类似题材小说中常见的左右逢源的商人或暴发户形象，而是处处遭遇算计比老百姓还要捉襟见肘的形象。

战争与革命、历史与现实、忠诚与背叛、爱情与人性，整部小说在个人的口述历史中呈现出动荡年代的民间记忆。

前 言

这套七卷本的小说系列是我创作三十年的主要成果，换句话说也是自己满意兴许也会让读者满意的一套选本。承青岛出版社的美意，能将这部分“代表作”呈现于读者面前，实在是一件高兴的事。应该说，这种规模的选本对于体现作家的创作面貌是有益的，是从实际出发的。任何作家包括优秀作家，于漫长时光创作出来的作品是良莠不齐的，如不加以选择，一股脑儿堆在读者面前，也是对读者的难为与不尊重，令其望而却步，实不足取。而反观数十年写作生涯，深知自己不属于那种天才型作家，而是经历了一个从蒙昧浅薄到渐渐成熟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又明确无疑地体现在作品上。正是基于这种认知，对于这次结集出版在作品的选择上是严格的，比如两卷中短篇精选集是从开始写作到上世纪末近三十年间发表的百余篇作品中选出，严格辨识以及不含糊地淘汰，使留存下来的作品更具思想艺术性与可读性。

人们普遍认为我的作品好读，而好读是因为会讲故事。事实上故事与故事是大不同的。故事有优劣之分，构思一个好故事永远是第一位的，尔后才是怎样讲。好故事又讲得好，才会成为一篇佳作，就是说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永远是一种主从关系，不可颠倒。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上的写作，精品集中所收的作品，当是与“精”字沾边的，在今天读来仍具现实性，仍趣味盎然，“老故事”依然鲜活生动。对于两部中短篇新作集，顾名思义属于近些年的新成果，我几近是照章全收，这也体现出我对这部分作品的充分自信。毕竟已过了急功近利的写作阶段，一切从“好作品主义”出发。相信读者会一路读下去不会厌倦。就题材而言，除个别篇目，皆为书写当下现实生活的，笔触深入到社会人生的方方面面，读者读了这部分作品会对新世纪以来的社会形态及国人的生存境况有一个较为真切的认知。会点头颔首：是的，这就是我们存身的让人亦喜亦忧的现实，会思考拥有几千年文明却伴以几千年苦难的中华民族该何去何从。昆德拉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那么，一旦人类不思考又当如何？看来只能“返古”成弱肉强食的森林生物，这正是历代推行愚民政策者所期盼的。还有，在当今的信息时代，网络、视频、电邮等好玩的东西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成为人们趋之若鹜的精神消费。相比之下，老套的小说委实不好玩，娱乐功效是小说的短板。从本质上说，小说的面孔是严肃的，即使偶尔“娱乐”了一下，也会让人在笑过之后陷于思索。小说应是所有文艺形式中最具精神质量的。以深厚抗衡浅薄以清醒抵御蒙昧致使艺术的生命之树常青，这是我所理解崇尚的文学的功能。我深知，自己的文学观与写作和当下的文学大潮流格格不入，却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我是个认死理的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为《青岛短篇小说选》写的序言里如此表述：“我认为任何一部堪称优秀的文学作品在思想上都应是博大的，都应闪耀着真理与正义的光芒，都应对历史与现实承担着责任，同时在艺术上又是精心充满魅力的……”从那时到现在快三十年过去了，我对上述仍坚信不疑，并身体力行。我认为文学作品应具备钻石的品格：坚硬而有光泽。而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有责任、义务将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真实地呈现出来，给社会进步以推力，非此便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充其量只是一个文字匠人。

在此需说明的一点是，本系列收入我的三部长篇小说《泥鳅》《樱桃》《衣钵》，《中国一九五七》与《百合的江湖》未能收入，前者是因为不便言说的“不可抗力”所阻（当是太不好玩），后者是版权所限，实为遗憾。然而想想也能释然，人间事难有圆满。正如古人苏轼所言：此事古难全。

诚挚感谢青岛出版社与本系列责编杨成舜先生，是他们的努力推动才使这一系列得以与读者见面。

尤凤伟

2015.5于青岛

文摘

1

姜先生是宋宁在美国的房东。在她不能回国我不能赴美的几年中，姜先生扮演了“运输大队长”的角色，拖着行李箱往返于洛杉矶与青岛之间。当然他来中国的主要目的是旅游，在青岛办完“交接”后便重登旅程。过一段时间，宋宁便会从美国打电话说姜先生回来了，带的东西已经收到。再过不知多长时间，宋宁又会在电话中说姜先生又要去中国了。这时“中国”这个概念就很自然转化为青岛，便等着他的到来。

我逐渐了解姜先生的情况为：吉林人，青年时在伪满洲国学医，同时参加地下抗日工作，一九四九年从大陆到台湾，先行医，后经商，七十年代移居美国，六十岁时中过一次风，由于治疗及时，基本没落下后遗症，现在快八十岁的人还开着车满大街跑，一副满不在乎活到哪算到哪的劲头。

不过，我渐渐对姜先生的中国行产生疑惑，准确地说是对他旅游的合理性有质疑，大凡旅游皆喜新厌旧，去未去过的地方，而姜先生几乎是跑一个地方——山东的淄城，而据我所知，那里并没有他的亲朋好友，以他的年龄怕也不会有什么红颜知己之类，可他一次一次地去，不仅去，去了还会逗留很久。有一回在他动身前往时我忍不住问是不是对那里的瓷器有兴趣。他答非所问：你在淄城有熟人没有呢？我点点头。他想想说这次怕来不及了，下回你陪我去一趟吧。我说没问题。

当年淄城没有去成，问题不在我，只因宋宁已可以自由往返，姜先生就不转道青岛，而由北京直飞淄城。与姜先生再次见面，就是在洛杉矶了。在姜先生的盛情相邀下，我和宋宁住在他家里，或者说住在他二女儿凯丽家，那是洛杉矶中产阶级通常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别墅式宅第。凯丽是一个离婚的女人，不够滋润的面庞透出昔日的美丽，一个人带三个女儿生活，很辛苦，也很从容，今天带这个女儿去学琴，明天带那个女儿去骑马；而她自己则每隔一段时间便与几个朋友一起去赌城。凯丽是十几岁从台湾到美国的，她的女儿们在美国相继出生，与姜先生相比，她们更趋“美国化”，吃比萨，大杯大杯喝果汁，说一口流利英语，三个女孩恶作剧式地拒绝同姥爷说中国话，姜先生在反抗无果的情况下最终就范，他的大致不差的英语水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练出来的，这使他受益匪浅，尽管有些耿耿于怀。

在洛杉矶可以说与姜先生朝夕相处，早晨开车带我们去吃早点，顺道买一份《世界日报》，早点端上桌报纸已浏览完毕，这是他一天中全部的阅读，之后便带我们去办事或观光，直到在外面吃了晚饭后回到住处。由于“全天候”相陪，便多有时间交谈，我渐渐知晓了他是个经历不凡的人。

一日，姜先生带我们去参观好莱坞影城，路上说他很快要去中国。想到他不久前刚去过，觉得跑得着实勤了些，顺口问这次准备去哪儿。他说淄城。又是淄城。我问他怎么总是往那里跑，他手握方向盘不语，我笑说一定是那里有牵挂的人啊，他叹了口气，说也可以这么说吧。我想原来如此。在影城吃午饭时我想起姜先生曾问我淄城有没有熟人，想必是那里有事情要办吧，我说回去后我可以去淄城与他会合，他说自然是好，只是你的时间……我说没问题，你在北京转机时给我打电话。淄城行就这么约定。

去影城的第二天又去海洋世界，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一个多小时后姜先生说很快就到，接着突然问句：你们带护照了吗？我说没带。宋宁问带护照做什么呢？姜先生说回来的路上可能会受到盘查，没护照会被当作非法越境者拘留。我与宋宁面面相觑，问怎么会这样，我们又不是非法滞留美国？姜先生说主要针对老墨（墨西哥人），这里离边境很近，不断有老墨偷渡，让当局很头疼，就采取这种盘查行动。我倒不关心这些，问如果查出我和宋宁会怎样处理呢？姜先生说最终会澄清，但麻烦免不了。我说为玩的事出麻烦不值当。姜先生说也是，那就回去吧，明天再来。就打道回府。在高速公路上转向也是够麻烦的，幸亏姜先生是老洛杉矶。我和宋宁为自己的疏忽充满沮丧，而姜先生却把账算在老墨身上，愤愤说老墨们像蝗虫样拥来美国，把整个美国都弄乱了，现在的洛杉矶墨西哥人占多数，竟然通过投票选出一个墨西哥人市长来，这样反过来他们又可以为所欲为。我心想姜先生对老墨有偏见，这可以理解，但也不完全合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姜先生不也是从台湾跑来的吗？是差别造成的局面。姜先生似乎窥视到我之心声，叹了口气说，一个国家管理不善，老百姓往人家国家跑，是政府的罪过啊。停停叹了口气，说将心比心，其实我也是个逃亡者啊，从大陆逃到台湾。我不知道姜先生为什么只说从大陆逃到台湾，而不说从台湾逃到美国。

再一天姜先生又要去海洋世界，被我们婉言谢绝，一是怕麻烦姜先生，再是想把海洋世界留到下回带女儿一块去，那里本来便是孩子们的乐园。

回国不久我赴约去到淄城，比姜先生晚一天。到车站接我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汉子，说姓万，西装革履，模样却很农民。车开出去见到野地才知目的地不是市区，将落的红日在车头前方跳跃，说明我们是向西行驶。万是个沉默的人，抑或是心事重重，一路上很少与我说话，皆是我问他答，答也十分简洁，是或者不是，唯一多说的话是催促司机快开，好像有急事在等着他。

我无所事事不停地看表，行驶了一个多小时，天黑下了，万闷闷地说声到了，车就从公路拐向一个厂院，映着暮色可辨清大门口有“沂东饮品有限公司”字样。我不清楚怎么会来到这样一个地方，心想姜先生难道在这里？疑惑间车在院中停下来，这时疑惑又升级为惊讶，四周漆黑一片，死一样的寂静，好像坠入万丈深渊，我几乎有种被劫持的感觉，警惕顿起，问万：姜先生在哪儿？他在哪儿？万回答说在办公室。

穿过重重的黑暗眼前出现一丝微弱光亮，走近见是一扇窗，我想这就是万说的办公室了。推门进去，看见在幽暗烛光下塑像样的姜先生，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一刻钟之后，我们驱车来到一座灯火辉煌的小城，落座在同样灯火辉煌的饭店包间里。姜先生说你来得正好，有件难事请你帮忙。趁万出去点菜的时候，我问姜先生万是什么人，他说是公司经理兼厂长，停下又说他就是你说的那个叫我牵挂的人，他是我一个恩人的儿子。我一时摸不着头脑，问什么恩人？他说救命恩人，见我惊讶又加以说明：是这么回事，五十多年前我逃亡遭遇追杀，是他父亲救了我的性命，也不止我，还有我的伙伴。我问那么他？姜先生说他死了，以通敌罪被处决，那时他儿子刚刚出生，就是万。我“哦”了一声，开始对姜先生一次次到这里“旅游”有所晓悟了。

饭后姜先生要安排我在这里的宾馆住下，我问他住哪儿？他说公司，我表示要跟他回去，他说也好，反正一两天后就要回来安营扎寨，我问干什么？他说恐怕要打一场攻坚战了，我问与谁打攻坚战，他说还有谁，政府官员呗。

回到公司又重新陷入深深黑暗中，这时我已经知道断电的原因所在，也正是姜先生要我帮忙的。黑暗使人感到窒息，同时闻到了一股难闻的酸臭味儿，其实刚来时便闻到了，现在则更加强烈，我一阵阵恶心，想呕吐，我问姜先生是什么东西腐烂了，姜先生说是水果，机器停转，收上来的水果只能眼瞅着烂掉，每天的损失上万啊。我说怎么不赶紧与相关部门协调呢，姜先生说没人管，看着我们损失无动于衷，他们断电就是想收到这种效果。姜先生摇摇头，又说这是些什么人啊，可就是这些人在管理一个国家。

姜先生发泄一通心中的不满，渐渐平静下来。他带我走出大院，说要让我看一看周围的环境，却是徒劳，四周除了黑暗还是黑暗，我正要提出质疑，姜先生却把手向前方一指说，看，那黑中之黑是一道山梁，当年我们逃亡就是从那里经过的，慌不择路，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像现在一样，后来只要想到这段经历眼前就像是一团黑，一团散不掉的黑……

2

据姜先生回忆是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日这天，他与他的伙伴们逃离被解放军重重包围的长春市，在以后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穿越了战火纷飞的吉林、辽宁、河北三个省辽阔的地面，最后到达北平。这时他们已是心力交瘁，疲惫不堪。然而北平并不是他们预期的驻留地，他们只打算在这里稍事休息，然后重新上路向大后方转移，以避战乱。这时却听到一个让他们震惊的消息：北平市议长许惠东针对大量东北学生的拥入，提出一个将学生编成军队打回东北的议案，这议案激怒了历尽艰险才逃出的数万名流亡学生，于七月五日这天上街举行游行示威，抗议当局让他们充当内战炮灰的可耻阴谋。而北平当局不为所动，执意不肯收回成命，学生又于七月九日这天举行规模更为浩大的示威。姜先生和他的伙伴也加入到这次游行示威中，姜先生清楚地记得，当游行队伍行进到离前门不远时，虎视眈眈的青年军208师师长段云命令部下向示威学生开火，发生流血，示威学生作鸟兽散，纷纷逃离北平。姜先生和他的伙伴逃到天津，欲从这里乘船到上海，然后南下，只因走这条海路的人太多，他们买不到船票，无奈只好暂住在位于大王庄的东北第四临时中学内。没过几天，解放军开始攻打天津，与守城的卫戍司令陈长捷部展开激战。在激烈的枪炮声中姜先生他们感到自己正置身于命运的旋涡中，一切皆叵测不定。

姜先生认为是奇迹出现，他和他的几个结伴从长春逃出的觉醒团同志竟购得飞往青岛的机票，这是此时此地逃离战区的唯一途径。飞机是军用货机，运送供国军苟延残喘的军需物资，回程便改为客用，这便为急于撤离战场的军政要员及他们的家眷提供了便利。姜先生与他的同志属不伦不类一辈，能搭上飞机实为幸运，只是好事多磨，一连几日航期拖延，要么天气原因，要么飞机临时被“上峰”调用包乘。于焦虑中苦苦等待，终于等到可以成行，又因机械故障从上午延到下午，飞机才在阴霾中起飞升空，当飞机开始飞越硝烟弥漫的华北战场，疲惫不堪的乘客方如释重负，舒了一口气。

姜先生记得也就在这时眼前现出美丽的青岛，心随之激动起来，不是为故地重游，而是不日将由此经海路南撤至国统区后方，从此远离战火。姜先生在这温馨幻影中合眼入睡，直到被飞机的剧烈颠簸惊醒，机上一片哗然，女人已开始晕眩呕吐，姜先生与他的同志们尚能静定，毕竟是与日本人较量多年，经历过铁窗热血，此刻除了心里还有一些放不下的人与事，生死已置之度外。不久机组出面告知真相，飞机遭遇恶劣天气，被气流所阻，而气流区域有多大，飞机能否穿越过去尚不可知，因此必须尽快做出决断，是冒险强行穿越还是放弃目的地，绕道至便当机场降落，如此便不能确保一定会降落在国统区范围内。不言而喻，选择是两难的，谁也无法判断哪是福哪是祸。一位坐前排戴少将军衔者冲机组的人大吼大叫，说宁肯坠机也不要落入共党之手，当是明白军阶再高在飞机上也没有发号施令的特权，随后像泄了气的皮球，悄无声息。决断权终是在机组手里，在努力无果的情势下决定放弃飞往青岛，转向西。于太阳低悬时降落在一座简易军用机场上。看见朝飞机包围过来的是一群穿国军军服的官兵，大家便清楚是降落在国统区。

姜先生与同机人很快便知道此地已在解放军的包围圈内，是一座孤岛，很快便会陷落，不仅如此，大家很快又被告知，他们不能再乘坐这架飞机去青岛，军方已决定将飞机扣留，说要执行更重要的任务。这纯属掩耳盗铃，所谓“更重要的任务”无非是用于他们自己的逃跑。姜先生再次领教了所谓“正统”的傲慢无理。在日本人投降之后，他们以“自己人”的身份热情欢迎重庆来人，却是热脸对上了冷屁股，接收大员们拒他们于千里之外，似乎只有自己才是抗日英雄，才有行使接收管辖权的资格。他们对此感到愤怒和失落。他们毅然离开东北不能说没有这个因由。姜先生等与军方人员论理，但无济于事，军方“铁面无私”，说事情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只是作为补偿，他们答应向乘客发一点路费，作为从陆路赶赴青岛之用。姜先生和他的同志以不接受表示了他们的抗议。

姜先生说我们的逃亡从飞机落地便开始了。我们觉醒社六同志，安和、建越、顺东、雷觉、贾开，还有我——楚向，这些都不是本名真姓，是地下斗争时起的化名。不知是怎么搞的，名字一律是两个字，这种一致被捕后引起敌人的注意，逼迫我们讲出真姓名，我们当然不会讲，严刑拷打也不讲，弄得敌人毫无办法，可后来只要见到两字名字的青年学生便警觉，怀疑是抵抗分子，严加监视，这就给我们的斗争带来很多困难。我们这六个人既是抗日的同志也是落难的狱友，现在又结成逃亡伙伴。可能是出于对多年不平凡生活的留恋和纪念吧，结束地下状态后我们都没起用真实姓名，仍用两字化名，彼此称呼起来既觉得亲切，又有种凝聚力，然而在后来逃离解放区的日子里，这种凝聚力却经历了种种考验，现在想起来还心惊肉跳。

面对困境，当时我们有两种选择，一是留在原地等战事结束，或者说是等待国军被歼灭，趁乱奔逃，再是采取主动，穿越前线。两种各有利弊，前者不知要拖多久，后者要冒很大危险。当时我们举棋不定不知怎样才好，大家的意见也不一致，最后只好把决断权交给会算命摇卦的建越，建越大有一付临危受命的样子，当场掐起指头，后告诉大家宜静不宜动。说白了就是“等”。这也是他本来的立场，这就让大家不太相信这真是老天爷的告示。可也不好说破，最后还是同意听从十有八九被打了折扣的天意，在原地等待，由善于交际的雷觉出面与军方交涉，让他们允许我们在军营食宿，直到离开。许是军方对造成我们这般处境怀有一丝歉意吧，没有拒绝，却正告说：仗说打就打，打起来谁也顾不上谁，帮不上什么忙。这个我们本来也没有指望，后来倒是老天爷帮了忙，战斗很快打响了，解放军发起总攻，国军抵抗了一天一夜，拂晓时当官的带着家眷乘飞机逃命而去，士兵举枪投降，仗就打完了。包围圈破了，我们能走了，我们混在一群逃难的人中间，开始了逃亡的日子。

是秋季，地里是一望无际的庄稼，刚下过一场雨，路泥泞难行，一个个都摔成了泥猴。虽说已离开战场，耳边仍不时听到枪声，据说是解放军在清肃国军残余，还有过去与共产党做对的人。手段严厉，是格杀勿论的。我们倒不太担心，我们不属于共产党镇压的范围。我们未曾与共产党交过手，甚至连面也没见。不错，我们曾经是国民党线上的人，但那是抗日国共合作时期，现在我们谁也不属于，是普通百姓，是流亡学生，就是说我们不是共产党的敌人，从事实出发我们还算得是同志，抗日的同志。在敌后斗争那些年，我们知道长春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他们也知道我们，尽管我们各干各的，但目标一致，抗日救国，对付的是日本人，坐的是日本人的监狱，用共产党的说法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所以我们不怕共产党，只想早早到达目的地青岛。

可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我们的想法错了，而且大错特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