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蚕到死丝未尽——忆李天祜教授

作者：张克非 原载：《历史学家茶座》第4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书架上有一部厚厚的《古代希腊史》，蓝色封面，共20章，50多万字，系统介绍、论述了从公元前20世纪的爱琴、克利特文化到公元前200多年亚历山大帝国崩溃期间，古希腊的主要城邦、地区及其工商业、军事、政治、文化、哲学、戏剧、艺术等。该书1991年出版，当时仅印了1000册，装帧、用纸和书中图片的质量都很一般，再加上发行渠道不畅，当时并未受到学界和读者应有的重视。然而，今天它却被国内许多治古希腊史的学者视为必读之书。该书凝聚了作者李天祜教授毕生的心血，也是由中国学者所写的首部“希腊史”著作。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在其《中国史学名著》中曾说：“……在每一部书的背后，必然当注意到作者其人。倘使这部书真有价值，不专是些材料的话，则书的背后一定会有一个人。”每次看到《古代希腊史》，眼前总会浮现出李先生那满头白发、腰板挺直的高大身影和一桩桩、一件件或大或小，虽朴实无华却无不令人崇敬的往事。

记得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学风甚好的兰大校园里一天又贴出学术讲座的海报：基督教的起源，主讲人历史系李天祜教授。刚吃过晚饭，可容纳上百人的阶梯教室里已座无虚席。七时半，李先生准时登坛开讲。那略带河南口音的普通话十分洪亮，一边井井有条、深入浅出地讲着，一边用粉笔在黑板上整齐地书写着，不一会，就写满了一黑板，亲手撩掉，再继续不停地讲着，写着……这时，不仅过道里站满了人，就连教室的每一个窗子上都挤满了听讲的学生。20多年过去了，大学期问的许多事都已逐渐淡忘了，而李先生那晚讲座的盛况和内容，却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永远不会消失的记忆。它不仅使大学生们在经历了长期的文化饥渴，有关西方宗教的图书、资料和知识又严重匣乏的情况下，对作为西方文化重要源头的基督教，从茫然无知到有了初步的了解，不少人也由此萌发了进一步学习钻研西方宗教、文化的浓厚兴趣；同时，这次讲座也让我初次见到了李先生这位已年过花甲且令人肃然起敬的老教授，并又一次深深地感受到什么是学者的风范。于是，下学期我便选修了先生讲授的“俄国史”，得以亲聆声嗽，对先生的深厚学养、为人等有了较多的感受，也从其他老师、同学口中陆续听到了先生的一些往事。后来留校工作，对先生逐渐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

李先生乃河南汲县人，1916年生，19岁即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两年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平沦陷，先生随学校师生千里跋涉，先后辗转至西安和汉中的城固县，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本科学业，于1939年毕业。两年后，又考入了由母校迁往兰州改建的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的研究所，继续深造。当时，尽管办学条件简陋，图书资料缺乏，生活也很艰苦，但在黄河岸边新建的西北师范学院却荟萃了黎锦熙、陆懋德、袁敦礼、张舜琴、谌亚达、郭毓彬、李建勋、何士骥、许寿裳、董守义、罗章龙、黄文弼等一大批著名学者、教授。李先生就是在这些名师的指导下，继四年的本科学习之后，又经历了研究生阶段更加系统、深入的三年专业训练，获得硕士学位。这种经历，不仅为先生此后的史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也使他深深地受到西北师大传统学风、教风的儒染，并内化为他近半个世纪教书育人中始终保持的作风。

抗战胜利后，李先生曾先后受聘到河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大学历史系任讲师、副教授，并加入了民盟。1950年，先生到兰州大学历史系任教授，同时兼系主任，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50年代初，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李先生被选派至北大参加由苏联专家授课的“俄国史”培训班，攻克了俄语关。虽然他自己一直钟情于古希腊、罗马史，却又不得不致力于俄国史的研究和教学。50年代后期开始，世界史教研室集中了欧阳珍、毕业于北大的赵辉杰、李建等一批造诣颇深且勤勉敬业的学者，兰州大学的俄国史研究在全国也开始有了较大的影响：60年代初，李先生又在全国率先培养俄国史专业的研灾生。80年代初，李先生指导的研灾生一批批地成长起来，相继成为国内俄国史相苏联史研究领域的骨干力量。作为系主任，李先生在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上做了许多工作。他发表的论文数量虽然不很多，但皆为资料丰富、考订精详、富有见地的存世之作，体现了他对中外历史的深厚功底和独特见解，李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深厚的学养和长者之风。在国内世界史学界赢得了普遍的尊重。

1966年夏，“文革”狂澜骤起、当了16年系主任，爱生敬业、在历次运动中从未整过人的李先生却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横遭一次次大会、小会批斗，身心都遭受严重摧残。家中多年的藏书被抄走，积累的大量手稿，包括他几十年潜心写成的古希腊史书稿也被毁之一炬……在这一系列横祸的打击下，先生的夫人精神受到刺激，一次悲愤地喊道：“毛主席，您老人家为什么不睁开眼，管管这些坏人呢！”她立刻被作为“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现行反革命抓进监狱，险些被判死刑。遭此变故、先生几天之内变成了须发皆白的皤然老翁，但他却依然挺直腰板，承受着“反革命家属”的巨大政治压力，含辛茹苦地带着几个突失母亲照顾的孩子 。直到“文革”结束后，久陷囹圄的师母才获得自由，与家人团聚。

灾难过后，已年逾六旬的李先生又照旧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术研究和本科生、研究生的教学中。好像一切都未曾发生。他对人依然是那样宽容、大度。绝不作为受害者而还之以牙眼。当有人对“文革”中那些为了自保而落井下石者愤愤不平时，他却总是坦然地说道：“这一切都是时代造成的，也不能全责怪他们个人。”对于教学工作，他依然那样认真、投入。据历史系七七级的学兄们回忆，他们甫进校，即由李先生亲自讲授世界古代史。当时，先生不慎摔倒，腿部骨折，正打着石膏。第一堂课，他硬是让家人用自行车把自己推到教室。深受感动的学生们全体起立。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先生坐在讲台上，给大家上了终身难忘的一课。平时，他对待学生也总是那样尽心、负责，无论是谁向他请教，他都会不厌其烦地耐心讲解，逐一介绍参考书，直到对方满意而去。对学生交来的论文习作，他总要逐字逐句地认真修改，并当面进行指导。每当这时，他绝无半点居高临下的姿态，而总是和颜悦色，以平等、商讨的口吻，循循善诱，让学生在亲切、和煦的气氛中，自己意识到文章究竟怎样修改才会更好。先生就是这样将自己的知识、学问毫无保留地奉献给学生，但却从不接受学生的帮助和礼物，唯恐给学生增加负担。一年春节，一位研究生买了一个大蛋糕去给先生拜年，先生热情地接待了他，但临走时却无论如何都让他将蛋糕带回去。所以，学生们都知道，李先生非常欢迎大家去他家里，但谁去都不能带任何礼物。

80年代初，李先生为了却多年的心愿，重写古希腊史，又风尘仆仆地亲自到国内一些高校和图书馆搜集、补充了大量相关资料。此后，他在繁重的教学之余，抓紧一切时间，开始写作《古代希腊史》。1988年年初，由于过度劳累，先生的冠心病日渐严重，不得不住进医院。即使在病房中，他仍不顾医生的劝告，争分夺秒地修改书稿。但天不假年，农历正月初三，仍在病房中修改书稿的先生，忽因对一条材料不放心，要重新核对，便让照料自己的亲人赶回很远的家中取书，接着又继续埋头工作。谁知竟错过了病房的开饭时间，只好请护土到食堂要了一个凉馒头充饥。不一会，无情的心脏病又一次猝发，使天祜先生永远搁下了手中的笔，撇下了日夜萦怀在心、还尚未最后杀青的古希腊史，也离开了深爱他的家人、同事和学生。

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我面对先生用生命写就的《古代希腊史》，都似乎看到李先生和那一代师长们在战乱、坎坷中不倦探索、辛勤育人的身影——他们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承先启后、不可或缺的一代，虽然历史和社会给了他们太多的不幸，使他们丧失了成为学术大师的可能，但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从不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总是默默地埋头耕耘，为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自己特有的贡献，“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真正以自己的一言一行为社会、为学生留下了君子风骨和师之风范。对于那一代人，后人需要有更多的理解和尊重，在他们身上，原本有许多极可宝贵的品质，在平淡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与过往和现今的许多名人相比，他们更经得起历史、人心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