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顿是个与众不同的人物。尽管他的许多传记作家都把他描写成这样一个人：在一意追求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时表现得虚荣、固执而又自私，然而这些传记作家也一致同意：他也能够做到豁达大度。西顿曾多面树敌，然而即便是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他作为一名环境保护学家、社会活动家和作家的重要性。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社会正义问题上，他比他的大多数同时代人进步得多。例如，他曾经极为担忧一些传教士的善意之举和安置印第安人的孩子在寄宿学校里上学的做法会摧毁印第安人的文化和自尊。西顿在一个世纪以前就表现出了这种关切，后来的事实恰巧证明了他的远见卓识。

西顿崇尚印第安人的管理制度和社会组织，这就促使他成立了一个组织，名叫“印第安人森林知识学习小组”，主要为下层社会服务，它起初是专门为男孩子设立的，西顿很快加以扩大，也吸收女孩子。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组织并不提倡成员间的竞争，虽然他们期望每个孩子都各自努力，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学员自己设计自己的服装，工作起来也量力而行。西顿甚至还写了一本名叫《印第安人森林知识草案》的书，概述了他的组织规则。他的组织在美国收到了马到成功的效果，而试图引入英国时，成效却不那么显著。在让孩子们模仿印第安人这种事情上，英国人没有美国人那么热心。西顿与贝登堡勋爵协同合作，因为当时贝登堡已经建立了一个组织训练童年军。贝登堡采纳了西顿的大多数观点和游戏方法，但同时引进了竞争机制、准军事机构和服装以及军事术语。两个人斗争了好多年，最后不幸的是，贝登堡的小小的童子军战胜了西顿的具有社会意识的印第安森林知识学习小组。

然而，人们将西顿铭记在心，主要并不是由于他在社会工程方面的成就，而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博物学家所做的工作和那些描写野生动物的动人的故事。可是，既使是在这两方面，他对生态学的关系也总是非常突出，他的动物故事也总是在道德动机的激发之下写成的。

西顿（1860-1946）出生在英国，六岁时和一家人一起来到加拿大。他从小就热爱大自然，悉心观察、研究大自然里的飞禽走兽。他是个博物学家、社会活动家和作家，他尤其欣赏印第安人的政治组织机构。他的《我所知道的野生动物》于1898年出版后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本书使他在经济上获得了独立，并使他赢得了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友谊。据说英国作家吉卜林的《莽林之书》也是在这本书的启发之下才写成的。

如同传统悲剧描写的都是重要人物的重大事件一样，西顿动物故事的主人公也是“天赋不凡的个体”，因为这种悲剧性的受害者才能引起读者的同情。这种不凡的个体往往是体格出众、才智超群的天生的领袖，是一个代表悲剧命运的最合适的主人公。通观《我所知道的野生动物》，那里有可怜的老英雄、号称喀伦坡之王的老狼洛波，他比其他的狼个头大，智谋多；乌鸦“银斑”是群鸦中最聪明、最强壮、最勇敢的；白尾兔毛丽是一名真正的“母亲英雄”，因为她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拯救自己的儿子；“溜蹄的野马”是一匹完美无瑕的马的形象，是大平原上古往今来最高尚的动物，哪一匹马也没有像他那样强壮而又难以捉摸；松鸡“红毛领”是一窝中最大、最壮、最漂亮的。西顿把他们的行为描写得十分高贵，从而确立他们的悲剧形象。奋不顾身的老狼洛波遭到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因为他的伴侣被人杀害时，他不想只身逃往异乡。“银斑”和白尾兔毛丽都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智慧传授给子女。虽然“好爸爸在松鸡世界上难得一见，但‘红毛领’却是一个模范父亲”。“疤脸母狐”设法把自己被人捉获的幼崽毒死，因为她不忍看见他的自由被人剥夺。同样，溜蹄的野马异常珍视自己的自由，一旦被人抓获，就设法跳崖自杀。主人精心喂养的黄狗巫利虽然对人的虔诚“就连世界上最英明伟大的人也想不到”，最终却在咬碎了主人女儿的双手之后，惨死在主人多利的柴钩下。我的爱犬——宾戈机智敏感，是令人钦佩的良种，在作者被自己设下的捕狼机夹住、差点葬身狼口之时，宾主勇敢地救了他的命，但宾戈还是死于中毒。

西顿采用第三人称叙事方法，使读者感到信服。他描写的都是一些真实的动物，而不是徒有动物外表的人。他展示动物的心理时，强调的是仇恨、寂寞、饥饿、痛苦这些最基本的感情，而不是更为复杂的人类的思想情绪。他抓住动物的生存斗争这个关键，突出动物的个性，避免笼统的叙述。他的文笔简练，语言朴直，无论是传递信息还是构成紧张的戏剧冲突，效果都十分明显。西顿是位多产作家，仅动物故事就写了三十来本。他还擅长绘画，自己给自己的书画插图。

当今的地球上，野生动物越来越少，人却越来越多，也许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容易认识到动物的魅力。正因为如此，《我所知道的野生动物》的不朽价值就显得更加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