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2013年的初秋的一天，一个朋友在电话里对我说，有一个非常优秀的画家，正在根据我的诗歌进行绘画创作，画家本人想见见我，并希望我能去他的工作室看看······

在1990年代，我与一些云南画家有过密切的交往，他们曾经给我送来了太多的激情、混乱和令人不安的思想。那种理性少于癫狅的生活，虽然拓展了我的艺术空间，但我始终难以融入盲目的自焚式的精神历险之中去。我理解的当代艺术是高于肉身的，它不仅仅是缺少方向感的色彩与观念的狅欢，当然更不是一场毫无准备的没有美学的游戏。后来，我便抽身离开了，诗人想要的一切，只能到诗歌中去寻找。没有人在意我的离开，我也不想再回去。与其站在旁边，看着人们把天使和信使当成牛羊来宰杀，一如中国古代的焚琴煮鹤，还不如自个儿独坐在书房里发呆。为此，贺奇的出现让我有些不知所措，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一个放下手头油画、专心以我诗歌作画的人，我甚至接连几天自己问自己：“这个伙计，他到底在干些什么呢？”我的诗歌中有大量的叙事，之前有人找过我，要我自己动手，改编成电影或话剧，我都婉拒了，不是觉得那些方式不好，而是自己没有时间去折腾，也知道自己折腾不来，一折腾，就自己看不起自己。红尘中追逐的吸髓有味的艺术性，不是我能炮制的。好在贺奇没有向我提出其他要求，见面时，他只是向我要了两本新出版的诗集。然后就在昆明虹山的一家小饭馆里坐下来喝酒，酒喝得差不多了，就去了他的工作室。

很多画家都习惯于目空一切，因为世界是他们的。贺奇很谦逊，言谈举止更像一个落魄的书生，当然他也像有些落魄书生那样，胸膛里悬崖高矗，河川纵横，身在幽灵船上而心有彼岸。他把画一张张铺到水泥地板上，让我看，似乎希望我能说点什么。关于他根据我的诗歌己经创作的画作，我什么也没说，只是强调了他具有谁都剥夺不了的独立性。我不认为他的绘画依附于我的诗歌，它们开辟了另外一个蕞尔小国，有了自己的祭坛、野外和民间。这有点儿像一场画布上成功的思想起义，没有杀伐，也不搞新世界取代旧世界那一套，营建出来的只是一个并存的自由的空间。与贺奇告别时，站在虹山东路与虹山南路的丁字路口，我对他说：“诗与画放到一块儿，它们各自独立，是平行的，但它们合力凸显出来的力量与气象，肯定会超乎于我们的想象。”

霍俊明就我的长诗《去白衣寨》的评论中有这么一句：“雷平阳新近完成的长诗《去白衣寨》延续了近些年他的诗歌主题和精神主旨，即对个体现实精神命运和整体现代性景观的疑虑和反抗，但*终的结果是词语和精神的双重虚妄。”这种“词语和精神的双重虚妄”，与我在《祭父帖》中所写的“肉体与精神的双重卑贱”，是基本相同的生命体征。我想说的是，其实，这不是我“近些年”来的写作中才出现的诗歌主题和精神主旨，而是我自写作以来就一直沉浮其间，难以自救。据此，我真的很难想象，贺奇是如何将“词语和精神的双重虚妄”付诸于画笔的，并令其具象化？我相信，这里面肯定有一部断代的受难史，一场隐形的自我审判和一次绝路上的流亡。而且，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已经抵达了忘川的彼岸，他还得返身跃入忘川，把我的经历重复一遍，吃两遍苦，受两遍罪。从这个角度看，贺奇之所以画出了这些令我触目心惊的作品，乃是基于他也有一颗涡轮里面还没有彻底搅碎的心脏，拒绝在现实生活的投降书上乖乖地签字。

我热切的期盼着这本书的出版，因为它像一座美酒都被搬空了的酒窖，里面却游荡着两个发着酒狂的灵魂。

雷平阳

2015年9月12日于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