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里斯伊文思生平简介：

1898年11月18日，伊文思出生于荷兰的尼梅格城。其父在该城一家照相器材商店，后扩大为专门出售制造照相器材的公司：“卡比”（CAPI）

1911年13岁的伊文思在家人的协助下拍摄了一部长200米的影片《茅屋》，只是他的第一部电影习作。

1917年中学毕业，入鹿特丹市“高等经济学院”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荷兰当时是中立国，但是伊文思仍然被征入伍。

1920年复员后继续在“高等经济学院”，他一面上学一面经营父亲的照相器材商店阿姆斯特丹分店。其间，他还担任过荷兰“学生联合会”主席。

1922-1924年在“高等经济学院”毕业后，伊文思入德国夏绿丹大学攻读照相化学与照相技术，开始接触当时在德国出现的各种政治与文艺思潮。

1924-1925年在“高等经济学院”毕业后，伊文思入德国德累斯顿市的“伊卡”和“欧纳曼”工厂实习。与工人阶级接触后，他明确表示自己“站在工人一边”，不久转入“蔡司”工厂实习。

1926年回到荷兰，担任“卡比”公司技术部主任。由于经常同荷兰知识界接触，他开始对电影感兴趣，并看到了被荷兰当局禁映的苏联影片《母亲》，很受启发。不久，他在荷兰创立第一家电影俱乐部“电影联盟俱乐部”，并从此广泛接触电影技术。

1927年在荷兰的一家小酒吧拍摄了短纪录片《齐迪奇纪事》表现醉汉的神态。

1928年第一次赴巴黎，试图探讨摄影机的表现可能性，并在那里拍摄了一部4分钟的短片《对运动的研究》。不久，他又回到荷兰，在一位工程师的建议下，经过长期观察与周密准备后，用3个月时间完成长10分钟的纪录片《桥》，获得普遍好评。

1929-1930年拍摄《礁石》，以纪录片形式表现了一个失业渔民的生活。同期，他用4个月在阿姆斯特丹市完成了充满诗意的短纪录片《雨》，是“城市电影”中最富诗意的一部作品。《桥》和《雨》以其深邃的诗意和清新的风格被公认为欧洲先锋电影的代表作，是这个时期实验电影中最具持久生命力的纪录片。

此后，应荷兰建筑总工会之请，摄制了大型纪录片《我们在建设》，并根据此片的素材编成了一批短纪录片：《打桩》、《新建筑学》、《青年的一天》等。为荷兰共产党机关报编辑宣传片《毁与建》。同时，伊文思开始拍摄反映荷兰填海造田的纪录片，由于此片开始后不久伊文思忙于访问苏联和筹备拍摄其他影片，女剪接师海伦·范唐根据伊文思拍摄的部分有关填海造田的素材编辑成了两部影片，一部是介绍填海技术的教学片，另一部是扼要介绍填海工程的进展情况的影片，取名《苏德海》。

1931年应苏联著名导演普多夫金的邀请赴苏联访问了3个月，他在那里做了几十次演讲，并放映了自己的影片，也观看了杜甫仁科等苏联电影工作者的作品。回荷兰后，应“菲利浦电器公司”之请，拍摄了宣传片《工业交响曲》（又名《菲利浦收音机》）。他不顾厂方严格的限制，在影片中揭示了高度机械化劳动对工人的身体和精神造成的损害。

1932年再次应邀赴苏联，并应有关部门之请，在钢铁工业中心马格尼托哥尔斯克拍摄大型纪录片《英雄之歌》（又名《共青团》、《青年人的话》），颂扬共青团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伊文思的几次苏联之行使他的创作兴趣发生了转变，拍出了堪称那个时期最优秀的战斗电影的纪录片。

完成《英雄之歌》之后，返回荷兰，由于对两年前拍摄的反映围海造田的影片不满，继续跟踪拍摄工程进展。

1933年比利时西南部博里纳奇煤矿工人举行大罢工，伊文思应比利时进步纪录电影工作者亨利·斯笃克之请，不顾当局迫害，利用布鲁塞尔的一个电影俱乐部——“银幕俱乐部”提供的资金秘密的拍摄了纪录片《博里纳奇》，表现了煤矿工人的悲惨境遇与互助团结精神。影片完成后，有关当局禁止在比利时和荷兰上映，可是它已在许多电影俱乐部巡回放映了。伊文思在1934年访问苏联时，曾经专门为苏联重新剪辑这部影片，加进了表现乌克兰煤矿工人的生活和劳动以及莫斯科建造地下铁道等镜头，使这部有声的俄文版的《博里纳奇》有了新的内容。伊文思本人及评论界都认为《博里纳奇》是伊文思创作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1934年完成表现围海造田的纪录片的拍摄工作，伊文思在编辑时将它做成了有声片，并在结尾处加进了表现经济危机的新闻片镜头，使影片有了新的思想内容。为了区别于1930年由范唐根编辑的《苏德海》，影片最后改名为《新的土地》。由于影片最后一部分表现了经济危机，荷兰、法国和其他许多国家都以“作者过于残酷地表现了现实”等借口而禁映了这一部分。

1935-1936年与当时流亡苏联的德国进步戏剧家冯·范根海姆合作撰写关于季米特洛夫的电影剧本《战士》，后因故停笔。同期，应邀赴美国讲学，并为美国洛克非勒基金会摄制了一部教育短片。

1937年西班牙内战爆发，伊文思明确表示支持共和派，并与海明威等一些美国知识界人士创立“今日历史电影公司”（后改名为《当代历史电影公司》），奔赴西班牙拍摄《西班牙的土地》，这是伊文思的第一部表现人民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大型纪录片。伊文思当时使用了三台摄影机拍摄，海明威为影片写作并朗读了解说词。《西班牙的土地》在当时对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是伊文思的重要作品之一。

1938年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伊文思表示坚决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在“当代历史电影公司”的赞助和华侨的资助下，经过周密准备，与《西班牙的土地》的摄影师费诺和卡巴，经香港到达汉口，拍摄记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在华期间，宋庆龄女士向伊文思介绍了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抗日意志。伊文思不顾蒋介石政府的百般刁难，亲赴前线，拍摄了收复台儿庄的镜头。

在汉口，伊文思第一次与周恩来会见，并拍摄了八路军召开重要军事会议的镜头。由于蒋介石的阻挠以及其他原因，他未能按原意赴延安拍摄。在西安停留期间，他拍摄了西安人民抗日游行等镜头。为表示对中国人民的敬意，伊文思通过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安排，将自用的那架“埃纳姆”摄影机及数千胶片赠交给中国革命的电影工作者（该摄影机现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伊文思在拍摄了广东人民的抗战决心后，离开中国。

1939年《四万万人民》在美国及法国上映，起到了一定的宣传作用。

1940年应美国农业部之邀，赴美拍摄宣传农业电气化的影片《电力和土地》。同年，应“斯罗昂基金会”之请，在纽约大学资助下，筹备拍摄纪录片《新的疆界》，表现美国南部学校生活，后因资助人破产及美国准备参战等原因，未能完成影片的拍摄。

1941年应美国南洛杉矶大学之请，在该校文艺科学系任教。同年，赴加拿大拍摄新闻片《警报！》，报道为运送战争物资而定期航行于加拿大与英国之间的船队的活动情况。

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应美国纪录电影工作者卡普拉之邀，为美国国防部特种任务局摄制大型纪录片《我们为何而战》中的第一集《认识你的敌人：日本》。由于伊文思对待日本天皇的态度与美国国防部的观点相左，伊文思拒绝最后完成该片。同期，为美国拍摄的纪录性故事片《一个美国大兵的故事》担任技术顾问。

1944-1945年与法国进步电影工作者合作，着手摄制反法西斯纪录性故事片《海之女》，由于女主角嘉宝在政府压力下拒演，使影片的拍摄工作半途而废。同期，荷属东印度公司政府任命伊文思为印度尼西亚的电影专员。伊文思在澳大利亚邀集一批纪录片导演，用了6个月时间，准备拍摄表现印度尼西亚人民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纪录片和一系列教育用短片。荷兰政府对年青的共和国实施封锁政策，不准伊文思等进入印度尼西亚领土。伊文思指责政府的行动违背民主传统，与他本人信念不符，愤而辞去“电影专员”职务。

1946年在澳大利亚逗留期间，在悉尼的码头工人协助下，秘密拍摄《印度尼西亚在呼唤》，记述澳大利亚码头工人拒绝为荷兰船只卸装运往印度尼西亚的武器等情况。荷兰当局不仅禁映这部影片，而且借口护照问题，对伊文思采取了进入国境的“惩罚性措施”。

1947年应邀赴捷克斯洛伐克访问，拍摄表现波兰、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成就的大型纪录片《最初的年代》。后因政治原因，南斯拉夫部分未编入影片。

1950-1951年伊文思应邀赴波兰，在罗兹电影学院讲学，拍摄反映华沙“世界和平会议”的纪录片《和平一定在全世界胜利》。同期，与苏联电影工作者合作拍摄纪录片《世界青年联欢节》，这是伊文思的第一部彩色片。

1952年应东德和波兰当局之请，摄制表现业余自行车比赛的《华沙—柏林—布拉格和平赛车》。

1953-1954年应苏联作为发起国的“世界工会联合会”之请，在32个国家的电影工作者协助下，以密西西比河、长江，恒河、伏尔加河、尼罗河、亚马逊河等六条河流为线索，拍摄了记述沿河人民生活境况的《激流之歌》。影片运用了细腻的编辑手段，以地球上的六大河流为线索，通过表现反抗压迫的斗争，将全世界的劳动者联系在了一起。它既具有史诗般的恢弘气势，又充满了典型的伊文思的抒情细节，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它明确地预言了第三世界的大团圆。此片被译配成28种语言发行，为全世界的数以亿计的观众所观看。

1955年获“世界和平奖”。《激流之歌》在中国上映，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1956年应“世界民主妇联”之请，拍摄分别表现巴西、中国、法国、意大利、苏联妇女生活的纪录片《五支歌》，中国部分的编剧为李思杰，摄影为吴国英。 同年，以民主德国“德发电影制片厂”艺术顾问的身份，参加该厂纪录片《我的儿子》与故事片《传奇英雄》（与法国合拍）的拍摄工作。年底，应邀抵达中国访问。

1957年继续在中国访问，受到了刘少奇的接见。郭沫若、沈雁冰分别会见了他。被聘为“中央新闻电影照制片厂”的顾问，向中国电影工作者授课。离开中国前，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将在中国拍摄纪录片。

同年，伊文思回法国巴黎，根据法国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提供的创意，拍摄纪录片《塞纳河畔》。此片并不是关于塞纳河的风光片，也不是关于河流两岸的名胜古迹的纪录片，而是“一首颂扬城市风光的造型诗”。正如影片的原文片名所表现的那样，他表现的是巴黎和塞纳河的相会，这里有着强烈的对比：老年与爱情，豪富与赤贫，懒散与勤劳，幸福与绝望的孤独……影片“表现了伊文思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坚定信念，处处洋溢着巴黎温暖和煦的阳光”。《塞纳河》荣获当年的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纪录片“金棕榈”奖和美国旧金山电影节的“金门奖”。

1958年再访问中国受到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的接见。他在中国的一些地区访问，原拟以“电影通讯”形式，拍摄一系列短片，定名为《中国来信》，后将在内蒙、南京、无锡等地拍摄的表现我国北方、南方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的劳动热情与昂扬的精神面貌三部短片合编成一部影片，原名《雪》，后根据夏衍的建议定名为《早春》。

1959年回到欧洲，应“意大利国际氢化碳公司”总裁马泰依之请，为意大利电视台拍摄电视纪录片《意大利不是穷国》，表现了意大利发现石油资源后，使原来贫困的波河、威尼斯、拉威纳地区以及西西里岛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与提高。由于政治原因，意大利电视台拒绝有关西西里岛的部分，要求已经离开意大利的伊文思进行大量修改。伊文思拒绝修改，并要求电视台在正式播放时将他的名字删去，但是马泰依设法在播放时加上了“意大利电视台取材自伊文思的影片”等字样，而且将伊文思的原版拷贝保存了下来。

1960年伊文思首次赴非洲大陆，为建立不久的马里共和国政府拍摄表现非洲人民觉醒的纪录片《明天在南圭拉》。影片受到非洲观众的欢迎，但在欧洲却没有获得应有的好评，一方面是由于影片没有找到良好的发行渠道，另一方面是由于欧洲评论界“还不理解，这种影片样式对于发展欧洲电影事业的重要性”。

1961年伊文思来华，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同年，应古巴“电影艺术与工业学院”之请，赴古巴讲学，与古巴电影工作者合作拍摄纪录片《旅行日记》（又名《古巴纪行》）和《武装的人民》，表现了猪湾事件之前古巴人民投身祖国建设的生活，以及时刻警惕美帝国主义入侵的军队生活场面。

1962年应智利的圣地亚哥大学实验电影研究所之请，拍摄抒情纪录片《在瓦尔帕莱索》，表现了智利海滨城市瓦尔帕莱索的风光和人民的生活。同年，应荷兰电影资料馆及荷兰电影科学院之请，回荷兰主持“伊文思回顾展”，在阿姆斯特丹机场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在记者招待会上，伊文思重申了他作为进步纪录电影工作者的一贯立场。

1965年经长期准备后，在法国南部拍摄以风为主题的纪录片《西北风》，由于制作人的限制，影片未能按他的原意表现出应有的气势。同年，越南战争不断升级，伊文思赴越南拍摄纪录片《天空和土地》。赴越南途中，他在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1966年被迫侨居国外20余年的伊文思被准予回到祖国荷兰，他决定拍摄一部反映港口城市鹿特丹的影片《鹿特丹—欧洲之港》。伊文思在影片中没有象一般纪录片那样表现鹿特丹港的繁忙景象而是以荷兰民间传说“飞翔的荷兰人”为主线，表现了一个具有叛逆性格的荷兰的形象。另外，他在祖国逗留期间荷兰文化大臣拟向伊文思颁发荣誉奖金，伊文思本人拒绝接受。

1967年与一批法国电影工作者合作拍摄纪录片《远离越南的地方》。同年，与法国电影工作罗丽丹合作完成反映越南“非军事区”居民生活的纪录片《十七度纬线》。

1968年与罗丽丹一起赴老挝，在当时的老挝解放区拍摄纪录片《人民和枪》，影片由四个片段组成：“人民军队武装人民”，“枪杆子里出政权”、“人民是万能的”、“没有武器，人民就没有力量”。

1969年在越南拍摄纪录片《会见胡志明主席》，受到胡志明主席的接见。同年，伊文思自传《摄影机和我》出版。

1971年与罗丽丹一起访问中国，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他提出要在中国拍摄大型纪录片，得到周恩来的大力支持。

1972-1975 偕法国电影工作者罗丽丹在中国拍摄大型系列纪录片《愚公移山》。摄制组的足迹遍及大庆、上海、南京、青岛、新疆等地，广泛接触了我国的工人、农民、渔民、教授、学生、解放军战士、售货员、演员、手工艺艺人。《愚公移山》由12部影片组成：《大庆油田》、《上海第三医药商店》、《上海汽轮机厂》、《一个妇女，一个家庭》、《渔村》、《一座军营》、《对一座城市的印象》、《球的故事》、《秦教授》、《北京京剧团排练》、《北京杂技团的训练》、《手工艺艺人》。伊文思以直接的形式表现了各阶层在那段历史时期的面貌。

1976年《愚公移山》先是在法国巴黎塞纳河左岸的国家艺术影院上映，放映周期很长，引起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和评论家的好评。

1977年《愚公移山》在中国举行首映式，伊文思在一年中先后两次应邀来到中国，受到国家领导人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委员长、李先念副总理的接见。

1978年伊文思再次应邀访问中国，受到邓小平副总理、邓颖超同志的接见。同年，英国“伦敦皇家艺术学院”授予他荣誉博士称号。

1979年伊文思应邀来中国，为庆祝他的81岁生日，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分别举行招待会或庆祝会，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副总理出席了招待会。

1980年为表彰伊文思对中国人民的友谊，纪念他从事电影工作50周年，中国电影资料馆举办了“伊文思创作回顾展”。

1984-1988年伊文思与罗丽丹多次来中国，拍摄他酝酿已久的纪录片《风的故事》。年近90的伊文思继续进行艺术探索，影片拍摄的几乎是被认为无法拍摄的事物。这是伊文思对自己几十年艺术生涯总结式的归述，融合了他早期的抒情性的电影语言，“直接电影”的手法，以及超现实主义的表达方法。影片的表现手法细腻，内容虽然抽象而又晦涩，但是富有想象力和启发性，受到人们的热烈称赞。此片是他的最后一部作品，于1989年初在巴黎举行了首映式。

1989年底 伊文思在巴黎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