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二百九十年岁月纵横经纬，八十八篇史记包罗万象。 连战大陆之行见面礼 台湾“太史公” 呕心十年成巨著 连战亲祖父 妙手文章示春秋 　　连横的《台湾通史》，仿司马迁《史记》体例，时间从隋朝大业元年至清光绪21年（1895年），横跨1290年的历史时空，将包罗万象之内容纳入88篇之中。其突出的特点，一是典据精深，记述详明，因立足奠基台湾史，故史料编撰宁详勿略，宁取无弃。无论是旧籍疏略之岛内抚垦拓殖的情况、故纸未载之相逼而来的外交兵祸，还是岛内动植矿物等天然资源的种类及分布情况、稻米糖茶等诸种作物乃至食用方法，或据资料详细系统地载录下来，或依耳闻目睹据实列述，内容扎实，使《台湾通史》成为文献大宗。二是较以往修史注重兵、刑、礼、乐者，凸显“民贵”史观，对岛内民生之丰啬、民德之隆污，特别是攸关国民生计之官方奏疏一律详细载录，以供后人借鉴。三是对以往史书以“岛夷海寇”视之而一笔代过之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以及其后率领大陆同胞迁台拓台的事迹给予重新矫正定位；对台湾人民介乎以卵击石、艰贞抵御日侮的历史详情，更是重笔彩墨，致意再三。四是全书既体现了台湾与祖国大陆在政治、经济、法律、典仪、文化、宗教等方面一脉相传的历史渊源，又突出了台湾的地方特色，安排有序，相得益彰。 《台湾通史》一书是由连横历经十多年努力在一九一八年写竣，记录隋朝大业年间至清光绪二十一年止，台湾一千二百九十年来的历史发展过程。连横是台湾台南市人。　 《台湾通史》内容分为三册，分别在一九二○年出版第一册，二一年出版中、下两册，为记录台湾历史发展的重要著作。　 《台湾通史》浸透着连横对家乡台湾的深厚感情，凝聚着连横维系中华民族精神于不坠的朴素思想，也承载着连横一介史家强烈的使命感。回顾连横先生满腔热血为民族精神之传承而奋斗的一生，瞻仰两岸人民为祖国统一之祈盼而献身的历史，比照今日两岸同胞仍多阻隔的现实，重读此书，对其中意涵更是感怀至深。 这部历史著作具有以下特点：首先是连横在书中特别推崇民族英雄郑成功，他认为台湾的立基与发展始于郑成功时代。《台湾通史》的“卷一”是“开辟纪”，主要记述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联系，特别是隋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以后大陆和台湾的联系。但是，该书认为台湾的“立基”始于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在台湾建立政权，表现了连横对民族英雄郑成功及其事业的崇敬和赞许。 　　其次是《台湾通史》阐述了台湾文化和大陆文化的同一性。连横从台湾职官制度、典礼、教育、刑法设立与演变以及文学等各个方面叙述了台湾和大陆在文化上的同一性。认为台湾原为“荒服之地”，至延平(郑成功)至，在职官、典礼、刑法上仿照明朝制度推行之。关于教育，连横说：“台湾为海上荒岛，靡有先王之制也。……延平(郑成功)克台，制度初建，休兵息民，学校之设，犹末遑也；永历十九年八月，嗣王经以陈永华为勇卫。永华既治国，岁又大熟，请建圣庙，立学校。……清人得台之后，康熙二十二年，知府蒋毓英始设社学二所于东安坊以教童蒙，亦曰义塾。其后各县增设。……康熙二十五年，福建总督王新命、巡抚张仲举奏准，台湾岁进文武童各二十名，科进文童二十名，凛膳生二十名，增广生如之。”

连横（1878-1936），字武公，号雅堂，又号剑花。连横的先祖兴位公是福建龙溪人，因年少时家遭不幸，于是远离家乡，渡海到台湾，定居在当时郑成功控制下的台南，到连横出世时已是第七代人。出生于书香世家，连横自幼即受到良好的教育。有一次，连横的父亲将购到的一部《台湾府志》送给他，并告诉说：“汝为台湾人，不可不知台湾历史。”可以说，连横有志于撰修《台湾通史》实源于此。 由于痛恨清政府的丧权辱国、腐败堕落，连横于甲午战争后携眷返回大陆，在厦门创办《福州日日新报》，鼓吹排满。但由于清政府嫉恨连横的言论，报纸遂遭封禁。连横不得已又携眷返回台湾，重主《台南新报》汉文部。三年后移居台中，主《台湾新闻》汉文部，并与林痴仙、赖悔之、林幼春一起创办栎社，以道德文章相切蒯，《台湾通史》的撰写也是从这时候开始。 1911年秋，连横大病初愈，远游大陆，沿长江西溯至武汉，然后又北渡黄河到达北京。当时赵尔巽主持清史馆工作，聘连横入馆共事，正因为此，连横得以尽览馆中所藏有关台湾建省档案，而将其全部收入正在编撰的《台湾通史》中。1914年倦游而归台，即开始潜心著述《台湾通史》，五年后，完成《台湾通史》的修撰工作。章太炎先生在读后认为是民族精神之所附，此书为必传之作。 1933年，连横决意回大陆定居，居住在上海，以遂其终老祖国之志。1936年春，连横因患肝病在上海去世，享年59岁。弥留之际，仍告诫其子震东：“今寇焰迫人，中日终必一战，光复台湾即其时也。汝其勉之!”其子连震东后为著名政治家，其孙连战更为国民党主席，外孙女林文月为台湾著名作家、教授。连横一生著述甚丰，除了《台湾通史》外，还著有《大陆诗草》、《大陆游记》、《台湾诗乘》、《台湾语典》、《雅言》、《剑花室诗集》、《雅堂文集》、《台湾稗乘》、《台湾诗荟》等；在写作《台湾通史》的过程中，他还将30余种极其珍贵的史料编辑成《台湾丛刊》，对其后的台湾史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