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伯雨（1906－1992）出身澄海的豪门家庭，高氏家族与隆都的陈慈黉家族齐名的华侨家族。高氏家族自在南洋发迹之后，其第三代高绳芝在汕头创办了自来水公司和开明电灯公司；在澄海开办振发织布局；又在汕头和澄海之间架设了潮汕地区第一条长途电话线路，是近代侨资企业的开拓者。至今，汕头中山公园内还保存有一个 “绳芝亭”纪念他。高伯雨是高绳芝的六弟，原名秉荫，又名贞白，笔名林熙。关于他的经历，何家干在《随笔大家高伯雨》有一个简要的叙述：

高伯雨的童年和少年是在广州、香港和潮州度过的。成年后，他曾短期游学日本，1926年后浪游欧洲，主修英国文学。回国后，先是在故都北平跟溥儒习画，随杨千里学篆刻。三十年代后，曾短期任职南京外交部和上海中国银行，但只是玩票性质。他借助故家余荫，不以谋生为意。他自承，在战前中国银行资料室工作时，每天看几十种报纸，大多与经济无关，只是关注名人的行藏。高氏爱结交人物，周旋于名流学者之间，和当时的文化、学术、书画界名家过从甚密。1937年后，高伯雨移居香港，靠卖文为生。岭南多雨，因平生喜雨，故号伯雨，在报纸上开设的专栏和以后结集的随笔也多以听雨楼为名。

我最感兴趣的是他和周作人的交往。周作人自号苦雨，高伯雨则喜欢“听雨”实际上却似有一种心灵的默契。高伯雨有《周作人收藏的金石》一文谈及两人的交往，高伯雨说：

“1935年，我在北平由沈启无介绍和周作人先生相识，并见数面，那时候我正全部精神注在写字写画，对西洋文学已经兴趣大减，还是周作人林语堂提倡小品文合我口味，故此对同住一城的知堂先生景仰更深。七七事变后，我未曾和他通信。1956年5月，我到北京，也不敢探问他住在何处。1961年7月，我寄给他拙作两种，一为《中国历史文物趣谈》，另一种叫什么我可忘记了。”

高伯雨开始是喜欢周作人的字，“以其古拙自然。”慢慢地，两人交往逐渐多了起来。后来，高伯雨自己编辑《大华》月刊，就向周作人约稿。查阅《周作人年谱》和鲍耀明编的《周作人晚年书信》， 1958年后周作人与高伯雨通信颇多，在周作人的日记中时有所见， 1962年6月4日，周作人甚至还收到高伯雨寄的糖、面粉、生油等物品，足见两人关系不浅。高伯雨的《春风庐联话》，就是由周作人题签的。

据高伯雨说，他收藏的周作人信札有100封左右，这些书信已经成为研究周作人晚年生活和思想的珍贵资料。华东师范大学的陈子善教授曾在香港见到晚年的高伯雨，“虽仅一面之缘，他后来惠寄新著《听雨楼随笔》，至今仍然是我的珍藏。他去世之后，我又有机会见到他的夫人，复印了他保存的知堂老人五六十年代给他的数十封信札。”

关于高伯雨的著作，据估计文字多达1000万字，但在内地却长期少为人知。1998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听雨楼随笔》.此书收集了高伯雨在香港出版的几部以“听雨楼”为题的随笔集的大部分文章，出版后开始引起关注。姜德明、卢继定、彭妙艳和香港的何家干先后有文介绍。我觉得最好的介绍莫过于姜得明先生的《听雨五集》和《听雨集外》两篇文章。姜先生说：

“（高伯雨）在香港和新加坡的报纸副刊写了几个专栏，前后足有上千万字。主攻的方向一直没有离开我国近代史事和人物掌故。”

“他的随笔可读性很强。貌似谈野史，实则提供不少内幕，介绍了不少知识，却不存半点臆测和传闻。甚至连人物的生卒年月都加以认真考证，堪称处处有根据，事事有来历，可补正史之不足。”

高伯雨又以秦仲和的笔名译述了两部有关近代史的著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和《紫禁城的黄昏》。翻译《紫禁城的黄昏》时，高伯雨别开生面地加了大量译注，就像姜德明先生说的，“那译注简直可以当作一篇篇独立的随笔来读。”这有点像唐得刚译注的《胡适口述自传》，注文和正文相映生辉，很受学术界的重视，连李敖都赞赏有加，用“李敖出版社“的名义在台湾翻印了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