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古文八大家”为重镇的唐宋散文，在我国散文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前人把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合称“八大家”，这一作家群实际上代表新的散文流派，形成以篇什体裁为主的散文传统，与先秦两汉以著述体裁为主的散文（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相区别，并成为以后元明清散文作家取径研习的主要对象。

唐宋散文的特点和风格的形成，与唐宋古文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密切相关。以韩愈、柳宗元为首的唐代古文运动，是借助儒学复古旗帜而推行的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的革新运动。韩愈反对六朝以来所盛行的以辞藻、对偶、用典、声律为特征的“骈文”，要求恢复先秦两汉时散句单行的“古文”；但他提出“惟陈言之务去”，着力于语言的新颖独创，又标举“文从字顺各识职”，追求文句的妥贴和流畅，这就从词汇和语法两方面建立起新型“古文”的标准，就不是先秦两汉“古文”的简单还原了。我们读他的（进学解》这篇不到七百五十字的文章，竟出现了“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爬罗剔抉，刮垢磨光”、“贪多务得，细大不捐”、“补苴罅漏，张皇幽眇”、“回狂澜于既倒”、“沉浸釀郁，含英咀华”、“佶屈聱牙”“跋前踬后，动辄得咎”、“俱收并蓄”以及“提要钩玄”、“焚膏继晷”、“旁搜远绍”、“闳中肆外”等极富创辟的语言，以致成为现代汉语中的成语或常用词汇。此篇原滥觞于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但与之相较，不能不说是创新之作，体现了韩愈以复古为革新的实绩。

唐代古文运动对文体的革新还表现在体裁方面。它一方面致力于旧体裁的改造和拓展，如在传统序类中别出赠序（《送孟东野序》、《送李愿归盘谷序》等），杂记类之有山水记（柳宗元《永州八记》）；一方面又努力于新体裁的创造，如寓言（柳宗元《三戒》）及寓言式的杂说（韩愈《杂说》）等。以后宋代散文家循此精进，更有多方面的发展。如杂记文中议论说理成份的加重（王安石《游褒禅山记》、苏轼《石钟山记》）；笔记小品的大量涌现，书简、题跋等随笔之作，信手拈来，脱口说出，常于绝不经意中活现一片心境；特别是散文赋的产生（欧阳修《秋声赋》、苏轼前、后《赤壁赋》），更为赋的发展开辟新路。这样，终于使唐宋散文达到众体皆备的境地。体裁的革新创造，意味着散文的使用范围、功能和形制的扩展和变化，同时它又与风格、文学语言的丰富和发展是同步的，促进了散文文学性的加强和美学价值的提高。

唐代古文运动的成就突出却后继乏人，降及五代和宋初，靡丽浮泛的骈文重又统治文坛，由此又引发出以欧阳修、苏轼为先后领袖的宋代古文运动。欧、苏虽直承韩、柳，却又有自己的时代特点：其重点并不在打击骈文本身，而是致力于文风的改革。宋代古文运动经历过反对浮艳空洞的“五代体”和藻饰丰赡、典重华贵的“西昆体”骈文，又吸取宋初古文简古奥涩、学古不化的失败经验，摈斥僻涩怪诞的“太学体”古文，才奠定了平易自然、流畅婉转这一宋代散文的群体风格。严格地说，唐代散文尚未形成群体风格。

当然，宋六家的散文也是各具面目的。如欧阳修、苏辙的纡余平和、温醇厚重，苏洵、苏轼的汪恣肆、雄健奔放，曾巩的严谨平实、细密峻洁，除王安石以逆折拗劲、斩截有力而深得韩、柳真髓外，其余五家的个体风格实只表现为群体风格基础上的多亲友性，“平易”始终是他们风格中稳定的共同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