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百年的诗情都浓缩到这里来，编者在做这个工作时，既自信又不安。自信出自对中国诗历史与现状的了解，而不安则由于感到了个人的视点所拥有的局限性。所有的选家都是无情的“杀手”。他的工作是遴选，而遴选的前提乃是淘汰。选家在进行他的“建设性”的工作之先，便进行了大量的“破坏”，据此也可说，他是在制造新的不平衡。

有人入选，就有人落选，表面看来，这里存在着肯定或否定，但很难说这一切是绝对的。艺术价值的衡量和判定可以有多方面的切入。而许的择取，由于它的多义性和模糊性，则呈现出更为繁复，也更为灵活的多种可能。更何况，当今人们的审美观正趋向多元化。不仅读者，包括选家在内，都有着重点不一致。甚至极具差异性的规约和标准。

一百年诗的星空，把充裕的空间让给了用白话文写作的新体诗。而作为被替代的用文言文写作的旧体诗，它们在上一个世纪之交的际会中也曾经有过最后的辉煌，但这却长期受到了忽视。龚自珍无疑是封建末世最重要的一位诗人，但因为他的年代超出了本书规定的范围而未能入选。但是，从黄遵宪到苏曼殊，及于柳亚子和于右任，一批用传统方式寄托情怀的诗人，依然展示了这一诗体持久的魅力。新体和旧体在一个选本并存和交相辉映，乃是本书一大特色。

一百年中国社会的沧桑多变，给诗歌充填了过多的社会性内涵，尽管读者由此可以辨认出诗歌产生进代的浓重的投影，但编者仍然竭力在选诗中剔除那些有损诗意之纯粹性的因素，而保存真实的诗美承传。这是一种夹缝中的挣扎，不敢侈言成功，但的确为此付出心力。

编者历来倡导独立的诗性原则，追求艺术的完美与纯净。同时也坚定地相信：诗人讲述的总是当代的声音，正因为它真切地传达了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灵魂的颤栗与呼唤，他于是成为永恒。脱离了现实的关怀而追求久远，总是一种虚幻。虚幻并不是想象和幻想的同义语。

在变得越来越抽象的诗美原则中，本书编者依然坚守如下的信念（而且相信这些信念将永不过时）：基于人类崇高精神的对于土地和公众命运的关切；丰沛的人生经验与时代精神的聚合；充分的现实感和历史深度的交汇。当然，这一切的表达应当是诗性的，它断然拒绝一切非诗倾向的侵入与取代。一旦那些倾向进入了创作，便是诗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