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6:风月无边》：仍如前例，《闲话》之六《风月无边》也是与《闲话》之五《误作“诱惑”》同时印刷的。作为慕客书，同时出版并非编者的本意，但囿于客观现实，《闲话》至今都是每两辑同时印刷的，是否也应了那句“好事成双”？期待今后的《闲话》能够一辑一辑的按时间先后单独印刷。

　　该辑《闲话》以现当代的那些文人“风月”打头，尤其是女性文人。刘海波的《冰心丁玲萧红人生交往纪事》一文剑走偏锋，把这样三位性格和命运决然不同的女作家放在一起，而且从她们的交往角度来谈论她们的人生际遇，用作者的话说，冰心丁玲萧红三位女作家生活于动荡飘摇的时代——即便是共和国时期也并不安定，客观原因严重妨碍了她们之间应有的正常交流，于是，仅有的几次往来就变得弥足珍贵，特别值得我们回味。

　　房向东的《钱钟书与杨绛的“素”与“不素”》值得一提，尤其对于热爱钱杨的读者来说，就像一枚硬币有正反两面一样，即便是钱钟书这样的“素淡”之人，也有我们凡俗之辈的一面。譬如：钱钟书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他和同事上班挤公共汽车时，后生晚辈买车票时，都是捎带着把钱的票也买了。有时候钱先生正在售票员边上，他也买票，从来只买自己的票。他不经常上班，工资常常由他的一个邻居代领，这个邻居把工资给他送去时，他只开一条门缝，从不让人进屋……

　　 该辑的书名出自蔡登山的文章《“风月无边”的袁寒云》。“风月无边”也道出了文人生活的本质。“袁寒云诗词书画无所不能，虽然有钱花，有名人的地位，内心却是潦倒的，简直就有点落魄，故而不仅结诗唱和，粉墨登场，亦醇酒妇人，吸食鸦片，并加入青帮。正值壮年之时，却撒手人寰，其帮会中徒子徒孙按帮规为他披麻带孝。”蔡登山对这位清末民初风流才子的品鉴是非常客观的。

　　 作为当年胡风集团的遇难者之一的耿庸，其晚年是幸运的，这种幸运首先来自他劫难后的新婚妻子，“当时耿庸与路莘的婚事，曾哄动一时，引来不少议论，遭到了一些非难。其中包括路莘家人的反对。从他们决定一起生活开始，就注定无法避免这一切。只因为他已不年轻，而她却太年轻，尽管这对于他们并不成为障碍。”在曹明的笔下，《耿庸路莘及其他》，这个题目就说明了该文的内容。

　　 现在还有那样的大学校长吗？这是今人对当下大学校长们的疑问，所对比的就是现代中国的那几位大名鼎鼎的校长，譬如蔡元培、竺可桢，北大，浙大。还有长清华的梅贻琦。刘宜庆的《清华“终身校长” 梅贻琦》与张耀杰的《马寅初与“北大精神”》 也构成了一种对比：“梅贻琦有寡言君子之称，在同事、家人、朋友和学生眼中，几乎是一个完人。梅贻琦话少，更少下断言。学生曾戏作打油诗一首，描述梅校长说话谦逊含蓄情形：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这与1949年后新北大的首任校长充满传奇色彩的马先生恰可构成一种互补的风格。

　　《胡说“新语”》因其篇幅，分两辑才全部刊载。“胡说”的特点是非常鲜明的，即举一例：“曹禺的《日出》很好，《雷雨》实不成个东西。《雷雨》的自序态度很不好。《雷雨》显系受了易卜生、奥尼尔诸人的影响，其中人物皆是外国人物，没有一个是真的中国人，其事亦不是中国事。《日出》是一大进步，其中人物稍近情理，也稍有力量。然不近情理处也还不少。”

　　施蛰存可以说是“海派文人”的典型，姚一鸣的《施蛰存沈从文“短鸿记”》和刘军的《施蛰存与陈小翠的酬唱》从两个不同的角度，都讲述了文人交往与文人之间的友情是如何影响着文人的创作和文学。“施蛰存和鲁迅关于书目之争，历时将近一年左右。和鲁迅的论争使施蛰存颇受打击，在文坛的地位越来越边缘化。而从沈从文的信中来看，沈从文是偏向于施蛰存的，同时认为这样的争辩有些无味。”“施蛰存是性情中人，他以自由心性追寻生活中的真善美，哪怕是一些细微的情愫，只要曾经打动过他，便会珍藏一生……”

　　哈耶克在中国当代思想界和学术界的影响毋须多言，但他又是如何被中国所“接受”的呢？林建刚的《哈耶克的“中国之路”》回顾了哈耶克被引进到中国的过程：从学者们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哈耶克及其作品在八十年代已经开始影响到中国学者，并一度成为他们阅读史上最难以忘怀的一刻。而到了九十年代，开始实行市场经济的哈耶克更成为中国学者持续关注的对象，并且一再掀起阅读哈耶克的热潮。

　　另外，潘光哲的《董作宾的田野甘苦》和散木的《毛泽东的“一字师”罗元贞》也都有着可圈可点之处。《张玺的“自传”断片》出自曾与周恩来同期留学法国后来在“文革”中被迫害去世的老海洋生物学家张玺先生的档案材料，其内容的时代特征和史料的珍贵价值都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