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月超教授和他的《欧洲文学论集》

一

《莎士比亚全集》第九卷中，有著名的《哈姆莱特》。其第四幕第四场有这样几句独白：

一个人要是把生活的幸福和目的，只看作吃吃睡睡，他还算是个什么东西？简直不过是一头畜牲！

张月超教授把他的那部全集第九卷的这一页纸折叠着。还在这几行打上了钩，并且加上着重号。在这一页的顶端，张月超教授抄录了莎士比亚原文：

What is a man,

If his chief good and market of his time

Be but to sleep and feed? a beast, no more.

莎士比亚的这几句话深深地打动了张月超教授。或者说张月超是把这几句话当作座右铭的。

二

做大学生对的时候，买过一本书，叫做《西欧经典作家与作品》，长江文艺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作者是张月超。大三进入语言专门化，跟方光焘教授学习语言学，对文学的兴趣逐步减少了，而且以后也没有再看到有关张月超的消息。

文革之后的1979年，南京大学校长以最快的速度从武汉大学调来了两位老先生，一位是程千凡，一位是张月超。一个是古典文学名家，一个是外国文学名家。两个人都是右派。文革"结束后，张月超先生摘掉了右派帽子,但有关部门却让他们“自愿退休”,工资却没有恢复，每月给 49 元的工资。南京大学决定每月暂发给他和程千凡先生各 150 元。财务部门却感到十分为难,不知道此项开支应放在哪些名目下，匡亚明校长说:“从哪里开支我不管,但每月必须把这笔钱发下来。” 这在当时的高等学校是一件大事，引起很大的反响。

对两位前辈学者，我很是敬佩。但是自己专业是语言学，所以没有请教过学问。后来很遗憾。那个时候我只是请程先生赐予墨宝，他写的是：“修辞立其诚”。我告诉过张先生，我大学生时候买过读过他的《西欧经典作家与作品》。

我见到张先生的时候，他已经是饱经沧桑的老人了。程先生总是笑嘻嘻的，和颜悦色，平易近人。跟程先生可以很随意地说几句话。张先生总是那么严肃，不苟言笑，所以我不敢多言说。我似乎没有可看到过张先生会心的微笑，更别提开怀大笑了。

三

张月超先生出生于1911年，辛亥革命那年。江苏灌云县人。1979年时候是68岁，一位“奔七”的老人了。

张月超先生1968年4月17日写的交代材料中说：

我的原籍是江苏省灌云县，老家住灌云板浦薛家巷。1911年出生。我出生数月后父亲就死了，我十九岁时我母亲也死了。在家乡读小学和初级师范，高中是在邻县的东海中学读的。我是独生子，父母都早亡，自母亲死后就没有再回过家乡。……原名“景璐”，高中没有毕业，借用别人的文凭（即高中毕业证书）考入南京伪中央大学外文系（1929年），改用现在的名字“张月超”。

交代中，在“中央大学”前面加上一个“伪”！是那个时代呀。

从中可以看到的是，张月超先生是困境之中成长起来的。至于借用别人的文凭，则是不能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待的。

张先生不但年轻过，而且在困境中成长的张先生还有过辉煌的青年时代。早在1933年，22岁的时候张先生就出版了学术专著《歌德评传》（神舟国光社）。

1932年，歌德逝世一百周年。那两、三年里，中国学者发表了近百篇论文和译文。张月超先生，1929年到1933年，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外语系。大学生的张月超先生把歌德同爱克曼的那些著名谈话部分翻译成中文，运用刚刚兴起的比较文学方法，把歌德同美国作家爱默生进行了比较，居然写出了一部学术专著：《歌德评传》。当时张先生年才21岁，一个三年级的大学生，竟然就出版了这样一部三百余页的学术著作。时任中央大学教授的宗白华先生为这样一位学术新秀的出现而感到欣喜，他为自己学生的这一著作写了序言，热情地推介给学术界。

时代的车轮在奔驰。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胜过一代。但是，今天的大学三年级学生能够出版三百多页的学术专著的，如果不是没有的，也是少之又少的吧？

四

大学毕业之后，张月超先生在南京国立编译馆任编译。1945年到1949年在重庆资源委员会任秘书科科长。后人国民政府行政院人简任秘书。1949年四五月期间，担任国共和谈秘书。949年到1951年在香港国际文摘当翻译。1952年到武汉大学外语系任教。

1958年，张月超先生被划为右派兼历史反革命。被赶出校门，发配到东西湖农场劳教。得了血吸虫病。尔后被开除公职，在发落到黄石市铁山钢铁厂打石场劳教。

1961年8月解除劳教，返校武汉大学，在外文系做资料员。恢复教学之后，改教语言。1966年撤销教学权利，进入‘牛棚’。

1968年到武大沙洋干校农场劳动，放牛养猪。

1973年7月30日摘帽。1975年12月办理退休。户口迁移到武汉，但学校不分配住房。

1979年调来南京大学中文系。张月超教授和比较文学专家、诗人赵瑞蕻教授共同开创了南京大学招收世界文学硕士点。 1997年升格为博士点,这是继北京大学之后中国第二个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点。培养了一批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专门人才。

五

年轻时代的张月超先生，一定开怀大笑过，而且绝不止于一次二次三四次。我见到的张月超，不再开怀大笑，因为他是曾经的右派。“地富反坏右”之中的“老五”。右派分子即使摘了帽子，也还是“摘帽右派”。帽子还在，不过是“拿在手里”而已。

曾经的流行说法是“反右扩大化”，但是，货真价实的右派有多少？任何扩大化都得有一个基数。如果根本没有右派，那“扩大化”何从说起呢？“反右扩大化”一个短语而已，但是对于右派及其家属，就不再是一个短语了。

这样的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不在大学教书，不去研究外国文学，不去搞翻译，却不得不去劳动改造！张月超还给母牛接生，在他当右派的日子里。我的老朋友李名方宰过羊，在他当右派的时候。

张月超还是“历史反革命”。“地富反坏右”之中的“老三”。也许是因为他1945年到1949年在重庆资源委员会任秘书科科长。后d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人简任秘书。特别是他1949年四五月期间，担任国共和谈秘书呀。一个“历史反革命”，一个有一技之长可资利用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在经过三年的劳动改造之后，“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继续教书的。

在“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月里，一个“反革命分子”当然是不算人的。那日子就可想而知了。

六

时来运转，匡亚明校长引进、请到南京大学。张月超先生在1979年10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

写六十八书怀一首：

一朝风雨百花残，

十年冰霜大地寒，

白发喜看春又来，

老红新绿满青山。

俗话说，好事成双。尔后，又“落实政策”落实到到头上来了——

因为张月超先生去香港给周恩来带过信，这是革命任务，因此，从他接受周恩来总理的信件那天开始，就算张月超起义参加革命了。这样一来，“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张月超就成为一个“对革命有功人员”了。

事情是这样的：

1949年四五月期间，担任国共和谈秘书，——邵力子先生的随员。张月超在1968年4月17日写的交代材料中写道：

“1949年国共和谈，国民党代表团首席代表是张治中，……秘书长是卢郁文，他曾任资源委员会参事，又曾任我的中学老师，他就约我担任秘书……”

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孚凌国共和谈：《见证与亲历：解放初期的政治活动》中写道：“从邵力子随员张月超的谈话中，我获取了这样一个信息：国民党不想和平，停战的可能性不大。我便将此信息转告了郑怀之，郑向党组织做了汇报。后来据郑怀之说，此信息当夜便转到了周恩来副主席那里。”

国共和谈破裂之后，国民党代表团起义。张月超先生想去香港另谋发展，周恩来知道之后，鼓励他去香港，还请他带一封信转交当时在香港的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负责人。于是他就暂留香港，主编《国际文摘》月刊。并把全家从台湾接到香港。遵从中央有关领导指示，他动员钱昌照到北平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

于是，反革命分子的张月超顿时成为革命者了，老革命了。

此，南京部队司令部专门授予张月超先生大红证书。

张月超先生于是享受了离休人员的种种待遇。

张月超先生先生感慨地写道：

朝为阶下囚，

暮为座上客。

今昔对比如此强烈。我因此写道年轻时候读过英国诗人拜伦的诗歌，拜伦感叹拿破仑昨天是那么样的辉煌，欧洲（世界）第一人，今日里却被流放到一座小岛上。张月超先是比拿破仑幸运多了。

1986年除夕写的《西方文学批评简史》译后记中张先生写道：“本书作者是美国一位资产阶级学者，他的某些提法我们是不赞同的。”（259页）张先生不敢忘记阶级分析的原则。这一代历过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锻炼的知识分子问题上都是十分谨慎的。记得方光焘教授每次提到索绪尔、叶尔姆斯列夫等的时候，总要说：“索绪尔（叶尔姆斯列夫）虽然是唯心主义者，但是，他的这一观点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方先生每时都不忘记跟唯心主义划清界线。

七

张月超先生在1976年10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

偶作一小诗，姑录存之

胼手胝足又六年，

学稼学圃傲英贤，

今是昨非改前好，

糊壁覆瓿有陈编。

“覆瓿”的典故出自于《汉书》：

钜鹿侯芭从（扬）雄居，受其《太玄》焉。刘歆亦常观之，谓雄曰：“空自苦！今之学者也，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有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扬雄传下》）

后人就用来形容文章著作没有价值。李渔《曲话》中说：“著书唯供覆瓿之用，虽多亦奚以为？”文革前夕，著名大文人郭沫若公开声言，他的著作应当一烧了之。比其“覆瓿”与“糊壁”来就更加爽快了。“学稼学圃”以至于“胼手胝足”已经六年的张月超，居然“傲英贤”，他的“英豪”指的谁个？陶渊明说，“觉今是而昨非”，关键至于：今天就是是，昨天真的“非”。这是非的标准是什么？检验 真理的标准是实践！

这首诗，未必可以列入《中国现代诗歌选》的，其艺术价值我无权多说。仅仅说其内容，它真实地反映了一个时代，记录了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内心的苦痛。

张月超先生1975年5月20日，在日记中写道：

午饭后未睡，写成小诗一首：

儒冠一生嗟自误，

汉祖溺之真丈夫！

垂老渐知得表里，

日对群牛胜读书。

“汉祖”即汉高祖刘邦。“儒冠”是文人（知识分子）的帽子。“溺”，小便也。司马迁《史记 . 高祖本记》中记载：

沛公时时问邑中贤士豪俊。骑士归，郦生见谓之曰：“吾闻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原从游，莫为我先。若见沛公，谓曰‘臣里中有郦生，年六十馀，长八尺，人皆谓之狂生，生自谓我非狂生’。”骑士曰：“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郦生曰：“弟言之。”骑士从容言如郦生所诫者。

郦食其跟刘邦见面的时候：

郦生至，入谒，沛公方倨床使两女子洗足， 而见郦生。郦生入，则长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诸侯乎？且欲率诸侯破秦也？”沛公骂曰：“竖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诸侯相率而攻秦，何谓助秦攻诸侯乎？”

中国古人说，“士可杀，不可辱！”，可有的士却忍受了刘邦的溺冠之辱。1975年，知识分子是“臭老九”，“臭老九”依然是人民内部的成员，可张月超已经不是人了，“阶级异己”分子、右派、历史反革命！这种身份的张月超先生说：“汉祖溺之真丈夫！”多么沉痛呀。

张月超先生感叹说：“儒冠一生嗟自误”。这千真万确地是那个历史时期的历史的真实写照，这是那个时代许多知识分子的心声，绝对不是某个文人的一时间之牢骚。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道路是“工农兵化”。那多次运动，无数事实，证明那个时期知识分子的政策的确是出了什么问题了。

1989年4月10日，张月超教授追悼会上，宣读的悼词是：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悼念我过著名的外国文学专家、中国民主同盟盟员 张月超 教授。

张月超 教授1911年5月生于江苏省灌云县，1934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外文系，其后在国力编译馆、白沙大学、兰田国立师范学院任职。1945年起，曾任南京政府资源委员会机要科长、行政院简任秘书，1949年国共和谈中，任国民党代表团秘书，后随团起义参加革命并完成组织交付的重要任务。建国以后先后在武汉大学外文系和中文系、南京大学中文系执教，1987年离休。张月超先生担任的学术团体职务有：全国高等学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外国文学学会顾问、江苏省比较文学学会顾问、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会顾问等。

张月超先生一生光明磊落、刚正不阿，他始终关怀着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在历史的重大转折关头，他坚决站到人民一边。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还被错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十年浩劫中，他更是横遭迫害、历尽磨难，但他不改初衷，从未丧失做人的尊严和知识分子的气节。三中全会以后，当的知识分子政策得到落实，张月超先生充满了振兴中华的信心和希望，他焕发青春，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教学和科研的第一线，他还通过在港台和美国的亲朋故旧，为祖国的和平统一作了大量的工作。指导逝世前不久，他还关心着全国人大的召开和南大的建设。对于社会的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他表现出极大的义愤和忧虑，并且身体力行加以抵制。他以清贫为荣，一身正气。

张月超教授是外国文学老一辈的著名学者。他三十年代初问世的《哥德评传》是一部开创性的专著；五十年代的《西欧经典作家与作品》曾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有着广泛的影响；八十年代初他出版了《欧洲文学论集》，进入了更高的学术境界；其后他主编的《外国文学研究中的新发展》和他撰写的多篇论文，对学科建设出现的新课题作了深入探索，为海外学者所瞩目。他还同其他专家学者一起，倡导成立了全国高等学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推动了这一领域教学和科研的发展，得到国内同行的尊敬和爱戴。

张月超先生是一位诲人不倦的良师。他学贯中西，也总是把自己渊博的学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他治学严谨，一丝不苟，也总是要求学生厚积薄发，抵制学术界的某些浮华风气；他谆谆善诱，不仅教书而且育人，在思想品德、作风各个方面关怀学生的成长；学生出国以后，他总是书信寄情，鼓励他们早日学成归来，报效祖国。

张月超一生是坎坷的一生，也是奋斗的一生，他为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奉献出了毕生的精力。他的逝世是我国学术界的重大损失，是南京大学的重大损失。我们万分悲痛地悼念张月超教授，我们要学习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教育事业的高贵品质，学习他在学术上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的精神，为繁荣我国的教育和科学文化事业不断奋斗！

张月超教授治丧委员会

高度评价了张月超先生的一生。

九

张月超教授是翻译家。他翻译的美国学者佛朗·霍尔的《西方文学批评简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我翻阅过，没有细读。我感兴趣的是他的《欧洲文学论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 这部著作是他的《西欧经典作家与作品》。书名从“西欧”改为“欧洲”，是因为增加了五名俄罗斯作家。作者在《编后琐记》中解释说：“而只是因为有以恶搞时期我曾经在某校承担讲授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他不愿意提起该学校的名称，是因为他无法忘怀在那所学校所遭受到的伤害与屈辱。

这部著作论述了：荷马史诗、但丁、拉伯雷、莎士比亚、斯威夫特、菲尔丁、拜伦、歌德、普希金、果戈里、冈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萨尔蒂可夫—谢德林。最近，我重新阅读这部著作，很是喜欢。觉得并未过时。

我喜欢这部著作，因为作者虽然是外国文学专家，但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厚的功底。对中国作家与作品很是熟悉。作者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向中国读者介绍欧洲文学。经常运用中国作家及其作品作为参考点，某种意思上说，虽然是一部欧洲文学的研究性著作，也是之外比较的文学史著作。例如在论述但丁的《神曲》的时候，作者写道：

我们祖国的伟大诗人屈原，因为“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司马迁《史记 屈原列传》）这也可说是但丁流亡后而写《神曲》的心情。但丁也正如屈原一样，他在作品里所抒写的，并不是他个人的孤愤，而是广大人民对黑暗统治的愤懑情绪。《离骚》中说：

长太息以掩涕兮，

哀民生之多艰！

诗人们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操使他们自己的作品和人民的思想紧密地联系起来。

在评价莎士比亚的《麦克白》的时候，写道：

在我国文学中也不乏这类的例子，如《孔雀东南飞》里写刘兰芝，十七岁时和焦仲卿结婚（“十七为君妇”），两三年后就被休回母家，她临去的时候对小姑说：“新妇初来日，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一个才能扶床学步的两三岁的小姑娘，不到两三年怎么能长得和二十岁的嫂嫂一样高呢？诗人这样写，无非在烘托先后情况的变化以及刘兰芝被迫回家，依依不舍的心情。

在评论斯威福特的《格里佛游记》的时候，作者写道：

我国作家李汝珍在《镜花缘》里描写女儿国把男人当作女人，把女人当作男人，“男子反穿衣裙，作为妇人，以治内事，女子反穿靴帽，作为男人，以治外事”（《镜花缘》32回），后来又写林之祥被带到宫里当嫔妃，要他裹足，使得他骨断血流，痛不欲生（33回），作者故意颠倒社会现实中的男女关系，以抗议现存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斯威福特写《驊骝国》，以马作人，以人作马，以“驊骝”作为统治者，把“野胡”放在被统治者、被奴役者的地位上，用的也是一种和现实颠倒对照的写法。

因此同外国人所著的文学史著作是全然不同不的。这是某些中国作者写的外国文学史所缺乏的。

这部著作具有鲜明的那个时代的时代特色。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贯穿着阶级分析的方法，强调了人民性，注重对资本主义的揭露与批判。经常引用的是马恩列斯毛的话语，这是那个时代所必须的。是那个时代的写作模式。

作者熟悉苏联和俄罗斯的文化，作者重视借鉴苏联和俄罗斯学者的观点。书中大量引用高尔基、别车杜（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波留礼洛夫等），这在现在的欧洲文学研究中是不多看见的了。但是在我们国一面倒的时代里，这是学术界里流行的、最保险的做法。

这部著作是作者在多年的讲稿的基础上写成的，简明扼要，生动活泼。作者是大学问家，但是不搞繁琐哲学，可读性特强。

我奇怪的是为什么没有讲列夫. 托尔斯泰和陀斯妥也夫斯基。

十

明年——2011年，是张月超教授诞生100周年。我希望能够出版：

张月超文集

谁来编辑、出版？

这，当然是武汉大学！张月超教授在武汉大学工作了二十多年！是“武大人”——“武大学人”是武汉大学校史上的一个人物！是武汉大学学术传统的一个部分。张月超教授的代表作《欧洲文学论集》（初版为《西欧经典作家与作品》）乃是他在武汉大学多年讲课的结晶。他在《欧洲文学论集》的后记中说：

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在世界文学园地里确是大放异彩，在它本身的历史中也是及盛时代，然而它在这个集子里所占较多篇幅，并非出于我的偏爱，更不意味着我对它有什么高深的研究，而只是因为有一个时期曾经在某校承担讲授十九世纪俄国文学，边学边教边写，日积月累，竟积稿盈匧，由于工作比较忙，无暇修订全搞，但又有一种敝帚自珍的心理，觉得弃之可惜，于是改好五篇，收入这个集子，作为学习记录和小结。

这里的“某校”当然指的是武汉大学。张月超教授不愿意重提武汉大学，其心情是可以理解，他想忘记了段岁月。但是，历史是不能忘记的。武汉大学也是不能忘记张月超教授的。

或者，南京大学来编辑、出版。张月超教授对南京大学的学科建设是大有贡献的。同时也是对老校长匡亚明的一个怀念。

2010年11月14日 南京秦淮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