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西安市公安局破获了一起特大盗挖古墓文物案，查缴盗掘于蓝田北宋吕氏家族墓地的文物89件（组），计有西周乳钉纹铜簋、汉代朱雀铜熏炉、盖鼎、盘、镜、灯、三国铜镜、唐代鎏金錾花铜匜以及北宋“政和元年”（1111年）铭歙砚、菊瓣形双龙纹白石盘、螺杯盏、石单耳杯、执壶、“湖州照子”铭铜镜、鎏金铜箸、匙。同年又缴获被盗藏匿的宋代青釉刻花花口瓶、包银花口青釉刻花钵、包金包银青釉瓷盏托、蚌雕围棋子等器物。2009年逃犯落入法网，分赃所得的唐代鎏金铜力士及隋代铜狮子也入藏陕西历史博物馆。

经陕西省文物鉴定组初步鉴定，这批文物中包括了国家一级文物3件、二级文物11件（组），三级文物49件（组）。文物数量之多、级别之高，蕴藏信息量之大，均属罕见。

自2007年起，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蓝田北宋吕氏家族墓地进行全面钻探和考古发掘，历时四年，共发掘北宋墓葬29座，家庙遗址750平方米，出土文物1000余件组，是迄今已发掘的最完整的北宋家族墓园。2011年，田野考古工作结束，蓝田吕氏家族墓园的发掘工作荣获“2010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奖”。

由于考古发掘报告整理、发表周期漫长，三秦出版社在考古发掘报告之前出版《金锡璆琳—蓝田吕氏家族墓出土文物》一书，及时展示了田吕氏家族墓出土文物的概况，对文物研究、文物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是中国古器物学研究的重要素材，同时也是北宋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蓝田北宋吕氏家族墓出土文物所蕴含的信息量十分巨大。首先，首次发现了包金扣、包银扣的耀州窑瓷器。金银扣多见于金、银与漆器组合而成的金、银扣漆器，其作用主要是为了装饰美观以及体现等级。金银扣工艺运用在瓷器上则主要与宋代定窑的装烧方式有关，宋代定窑的装烧方式主要为覆烧，即碗口向下与匣钵或另一件器物的口沿直接接触，在覆烧的过程中为了防止碗口的釉烧结与匣钵或另一件器物粘接从而导致损坏器物，因此在入窑烧制之前需将器物口部的釉刮去。但是这样烧造出来的器物由于口部无釉，直接漏出坚硬的胎体，容易划伤使用者的口，俗称“芒口”。为了克服这种烧造缺陷，定窑比较高端的产品往往就采取给口部加金银或铜锡扣的做法，这样既克服了芒口给使用者造成的不适感，又增加了定瓷的装饰手法，使定瓷变得更加华丽美观。但是这次出土的现存包金包银的瓷器均为耀州窑的产品，而耀州窑在当时采取的是仰烧的工艺，完全不会产生芒口的缺陷。在这样的情况下给耀瓷加金银扣应当完全是出于等级需要。而像此墓中成组出现的金银扣器，其来源当与一般器物不同，且其所有者的身份必然不凡。

其次，墓中发现了上至西周下至北宋的历代器物。这批文物中年代最早的是西周的乳钉纹铜簋，此外还有汉唐各时期的古物，显示了墓主人有古物收藏的爱好。北宋时期好古之风盛行，并产生了许多成果，如刘敞《先秦古器图》、李公麟《考古图》等。“蓝田四吕”之一的吕大临是我国最早的金石学家之一，其《考古图》是我国现存的文物学著作。而吕氏家族墓中如此系统的文物发现恰恰说明，吕氏家族不但雅好古物，精于典藏，而且很可能对古物有着深入的了解与研究。

最后，出土文物对墓主人身份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蓝田吕氏四贤的官宦履历特别是吕大防曾官拜尚书右丞的身份，以及吕大均、吕大临身兼关、洛二学的学识均与此次发现的文物情况匹配契合。此外，根据这批文物中铭歙砚底部的铭文“政和元年十一月壬申，承议郎吕君子功葬，以尝所用歙石砚纳马若楠蓝田吕氏家族墓出土的金锡璆琳诸圹，从弟锡山谨铭之曰：为世之珍，用不竟于人，呜呼”，“吕子功峌得此鼎于歧下，与王师文篆口小鼎略相似，腹内口下刻一字，口径黍尺之七寸，耳高一寸二分，腹深五寸，足高三寸半，容汉八升”的记载可知，这批器物中很大一部分的主人可能就是这位“吕子功”即“吕峌”，由于“峌”字是“至”字与“山”字的合文，因此，也可写为“吕至山”，这也正与文献当中记载的吕氏家族在吕氏四贤“大”字辈之后以“山”字排辈的记录（吕景山、吕锡山等）吻合。而这位吕至山虽然不见于正史记录，但却在《续考古图》、《金石萃编·草堂寺》等文献中有所记载，因此，吕至山很可能就是吕大防的儿子。但是这些推断需要等待考古发掘资料逐步公布后的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