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女子》（1880）是作家在狱中写成的。小说塑造了一位被流放的英勇不屈的女革命者形象，同时批评了现实中的某些革命知识分子对人民的不信任。

《森林在呼啸》（1886）几乎是用童话的手法写成的。小说的情节并无新奇之处：贵族老爷恣意践踏农奴的幸福和尊严，结果受到了惩罚。但是传说的细节加工得相当出色。暴风雨前的森林那激动不安的景象尤为壮观。在小说中，柯罗连科描绘大自然的高超技艺得到充分的展现。自屠格涅夫去世后便从俄罗斯文学中完全消失的俄罗斯大自然在柯罗连科的笔下复活了。

从西伯利亚移居伏尔加河畔后，柯罗连科到过魏特卢卡边区。在圣湖，作家目睹了来自人民的真理的寻求者和各旧教派护道者进行着关于信念的激烈的辩论。从圣湖归来所写的《大河奔流》（1891）中，很少有浪漫的情调，而更多的是无奈和痛苦。然而，作家坚信人民的思想不会真正永久地沉睡。

中篇小说《盲音乐家》（1886—1898）乐观地表现了柯罗连科特有的战胜生理上和精神上的缺陷，成为社会积极的成员这一主题。

散文诗《火光》（1900）则直言不讳地告诉人们新生活的光明就在前头，尽管斗争的道路还很漫长，但前途终究是光明的。

作家、政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弗拉基米尔·加拉克季昂诺维奇·柯罗连科（1853—1921）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位杰出代表。他的现实主义不仅继承了俄国古典文学的传统，而且开创了俄国文学的新未来。

柯罗连科出生于乌克兰一个道德清纯的县法官的家庭。父辈世代为哥萨克，母亲是沃伦省一个波兰地主的女儿。柯罗连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波兰人、乌克兰人、俄罗斯人和犹太人混居的一些小城市度过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和现实生活在这些地方留下了充满浪漫主义魅力的回忆和遗迹。所有这一切，加之他的半乌克兰半波兰的血统和教育，在他的创作中打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在他的艺术手法中有机地融合着两个民族的特点：波兰人的明快和浪漫，乌克兰俄罗斯人的诚挚和诗意。血统特质，加之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罗斯社会思想的利他主义潮流，造就了一位具有高昂的创作激情和洞察一切的人道主义的艺术家。

柯罗连科以其短篇和中篇小说蜚声俄罗斯文坛。著名作品有《怪女子》、《马卡尔的梦》、《森林在呼啸》、《大河奔流》、《阿特—达凡》、《盲音乐家》等中短篇及《我的同时代的人》等长篇。

从七十年代后期起，柯罗连科因参加学生抗议活动遭到逮捕和一系列行政处罚。他在监禁和流放中度过了近九个年头。

在其后的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他许多优秀的随笔和特写提供了大量的素材。西伯利亚原始森林的野性浪漫的大自然、苦役流刑犯们恶劣的生活环境、流浪者们充满惊险的生活……这一切都在作家一系列优秀的西伯利亚随笔中得到了艺术的再现。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柯罗连科的艺术活动达到了顶峰。这一时期作家文学创作的闪光点是内容广泛的、涉及当时最为人们关注的种种现实问题的政论文章。这一实际活动和他的文学创作不可分割，组成了一个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