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ner of the Whitbread Prize, Seamus Heaney's translation "accomplishes what before now had seemed impossible: a faithful rendering that is simultaneously an original and gripping poem in its own right" (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 The translation that "rides boldly through the reefs of scholarship" ( The Observer ) is combined with first-rate annotation. No reading knowledge of Old English is assumed. Heaney's clear and insightful introduction to Beowulf provides students with an understanding of both the poem's history in the canon and Heaney's own translation process. "Contexts" provides a rich selection of material on Anglo-Saxon and early Northern culture. "Criticism" features eight essays carefully chosen for their relevance to undergraduate readers, including a full discussion of the Old English poem that lies behind Heaney's translation. Contributors include J.R.R. Tolkien, John Leyerle, Jane Chance, Roberta Frank, Fred C. Robinson, Thomas Hill, Leslie Webster, and Daniel Donoghue. A Glossary of Proper Names and a Selected Bibliography are included. About the series : No other series of classic texts equals the caliber of the Norton Critical Editions . Each volume combines the most authoritative text available with the comprehensive pedagogical apparatus necessary to appreciate the work fully. Careful editing, first-rate translation, and thorough explanatory annotations allow each text to meet the highest literary standards while remaining accessible to students. Each edition is printed on acid-free paper and every text in the series remains in print. Norton Critical Editions are the choice for excellence in scholarship for students at more than 2,000 universities worldwide.

译者译者冯象，上海人。父亲冯契先生是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著名教授。1968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去农村接受再教育”，他远赴云南弥勒县作知青插队，是“老三届”知青里的最后一拨，自称“卷入‘文革’的毛孩子”。说是初中毕业，其实只读过一年初中就跟在别人屁股后面“闹革命”了。因为父母早已被打倒，去云南的决定是冯象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商量的。他回忆说：“那时候我冬天会生冻疮，周围人都说别去北方，受不了，听说云南的自然条件好一点。另外，我父母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待过，又在云南生活过，连带我也觉得云南并不算太陌生的地方。”尽管对云南一无所知，但还算幸运的是，冯象插队的地方比较富裕，劳动了两年后，他就到更边疆的村寨当了一名乡村老师。“那里是真正的边境，在越南、老挝和中国三个国家的交界上，当初叫六村，现在叫绿春。再翻一座山就出国了，比我早的老师还给分配一支枪，防土匪用的。”冯象说当时有一部越南电影《乡村女教师》，描写的内容跟他的生活一模一样。步行好几天走进大山里的一个小山寨，村里分他一间茅草房，一半用来睡觉，另一半当教室，中间钉上木板隔起来。孩子们由他按照年龄大小进行编排，村里的文化教育就全权交给了他。对于教师生涯的这一段时期，他回忆说：“当了老师就有一份口粮，知青种地不行，教书是受欢迎的。当地的少数民族最欢迎两种人：医生和老师，对这两种人特别尊敬。学生们帮我打柴挑水，家里有什么好吃的也给我端过来。他们有很多人现在都当了官，还经常邀请我回去看看。”读书时一直很调皮的冯象，下乡后百无聊赖开始看书。数理化自学起来很困难，他就专攻文科。由于小学学过俄语，中学又接触过一点英语，自己对外语也比较感兴趣，他自学起了英语和法语。家里人对冯象学外语多少有些提心吊胆，因为看的净是“封资修”的东西，生怕他闹出乱子。好在他身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没人管。由于“边疆地区能收到的电台特别多，当时我听的都算是‘敌台’，BBC什么的，还有苏修的电台，哪个波段、哪个时间是哪个国家的我熟极了。老乡以为我听的就是汉语，所以我的英语听力还没上大学就过关了，读大学时专业课免修。”

当了一年多的孩子王，一天，冯象接到当地军代表送来的口信，让他上公社一趟。“这位军代表是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的，专门监听境外的电台，听力特好。他知道我一直自学英语，说是要考考我。”原来自从尼克松访华后，学英语不再是“封资修”，因急需英语老师，云南省就办了一个英语教师训练班，军代表有意推荐冯象。冯象跟着马帮出大山接受了军代表的考试，不久就接到了参加培训的通知。“训练班在大理，由上海来的老师教，我就这样捞到了半年的学习机会。”训练期间，每月冯象还把自己的翻译和作文寄给杭州的姨夫，请他批改。姨夫曾留学英国八年，是伦敦大学第一位中国硕士和第一位名誉博士，冯象用的英法文词典和外文原著都是他赠送的。半年的培训结束后，县中学的校长看中了冯象，将他从大山里调到县中，从此他成为一名正式教师。而那位给了他人生第一次重要机遇的军代表随部队开拔后，冯象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对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后代来说，读书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出路，但在那个年代，谁都没想到会有高考。正是凭借这人生的又一次重大机遇，冯象一步步离开了生活十多年的云南，北上京城，又远赴美国。高考时，因为当地的土政策限制，凡是已经当老师的人必须报考师范院校，而其他师范院校又不到云南招生，冯象只好以云南省第一名的成绩上了昆明师范学院（今云南师范大学）。冯象回忆说：“当时招了两个班，一个是四年制的，一个是两年制的。我们这些人都年满25岁了，学校觉得我们的教学经验已经很丰富，学两年够了。”当了班长的冯象和同学们迅速召开了一个会议，发现全班没有一个党团员，全部是红卫兵出身。借着当时跟越南打仗的时机，他们折腾了一个学期，终于迫使学校答应恢复四年制。冯象说，他们这代人身上多少是有些痞子气的。不过，书只读到三年级，他就提前考取了北大的西语系，上北京念研究生去了。领冯象进入中古英语文学领域的是他北京大学的导师李赋宁先生，同时他自己也意识到：“欧洲现代文明的渊源是中世纪。在现代西方还在运作的那些机构、制度、宗教、道德风貌，都是中世纪开始留下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世纪文化是理解现代西方的关键。”

1984年，冯象再次提前毕业，赴美国哈佛攻读中古文学博士。博士毕业后，当所有人理所当然地认为他将在这个领域继续走下去的时候，他却出乎意料地来了一个大跳跃，转而攻读法学，最终又拿下了耶鲁大学的法律博士。冯象对此的解释是：“在我们经历过的那个时代，文学的作用曾经跟法律的作用是一样的。管理社会也是通过文学作品，像《白毛女》、《红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都是教育人的，现在的人没法理解文学曾有那么高的地位。改学法学，其实只是改职业，我认为内涵是一脉相传的。”在香港大学教了六年法律后，冯象回到美国，开始从事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咨询工作，这让他感到更自由，更有趣。虽然从17岁就拿起了教鞭，但冯象以为自己“并不是特别热爱教育的人”，“在国内我不是学校教出来的，我也不觉得我教别人，别人就能学会些什么。”但是在清华大学的邀请下，他现在还是担任了清华大学法学院梅汝璈法学讲席教授。

1992年冯象翻译出版了《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这是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最古老、最长的一部较完整的文学作品，也是欧洲最早的方言史诗，完成于公元八世纪左右，它与法国的《罗兰之歌》、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并称为欧洲文学的三大英雄史诗）。之后，冯象利用业余时间陆续撰写了《木腿正义》、《玻璃岛》、《政法笔记》、《创世纪：传说与译注》、《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等书籍，还在《读书》、《万象》等杂志和报纸撰写专栏文章，涉及内容自然横跨西方古典文学与司法两大领域，不可谓不活跃。

冯象的读者集中在两大类上——关心法律的人群和热爱文学的公众，受专业背景的影响，他的书对读者的素质也提出了一定要求。“有的作家写通俗文学，也有的作家写给所谓的‘小众’，尤其搞外国文学、外国文化，这个问题更严重。既然是外国的，肯定要陌生一些，再加上我主要研究古代，距离更远，怎么写，用什么方法同中国读者说话，是个难题。对作者本人来说也是一种选择。”为此，冯象进行了写作方式和语言风格上的尝试。在《玻璃岛——亚瑟与我三千年》中，因为无意写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他将中古欧洲文学的瑰宝亚瑟王传奇与自己的亲身经历相交织，在向中国读者系统介绍亚瑟王传奇的同时，也展示了在他眼中“日益全球化、麦当劳化或‘黑手党化’的‘新新人类’社会，天天面临的虚荣与幻想、污染和腐败。”而在《政法笔记》中，他又以“法学随笔”的文风评说了鲁迅肖像权、婚前财产公证、性贿赂、取名用生僻字等一系列法制领域的事件与现象，被看作是“彻底改变传统的普法文章”。

从五六年前开始，由于着手重新翻译《圣经》，冯象的写作大多与《圣经》相关。他说：“我一般是手头正在研究什么就写什么方面的东西，因为经常需要整理一下自己的思想，为普通读者介绍一些知识背景。”对冯象重译《圣经》的举动，有人觉得没必要，有人拭目以待，他自己则认为是摆在面前的又一次历史机遇，需要好好把握。

冯象本人对其译本的预期是：“一是为中文读者（包括信友和圣经学界）提供一个可靠的中文学术译本；二是如果可能，力求让《圣经》立於中国文学之林。”现在冯已经把《新约》全本、旧约中的《摩西五经》、《智慧书》译完并出版。